孟飞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进行自我检讨，实则是在巧妙地为自己减轻责任。他既承认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又点出了客观存在的困难，暗示赌博问题的存在并非全是公安部门的责任，同时也向县委提出了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的诉求。
在官场中，这种“检讨+诉困”的方式是应对上级批评的常用策略，既表达了认错的态度，又为后续工作争取了资源。
任正浠立刻听出了孟飞的弦外之音，孟飞目前是自己这边的人，当然不能让他独自面对压力。
而且孟飞提出的县公安局人员编制不足、经费紧张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也是制约公安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他当即接过话头，说道：“孟书记提到的问题确实客观存在。去年县财政给公安局的经费预算非常有限，仅能满足基本的办公开支，用于执法办案、装备更新、巡逻防控的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县公安局的部分装备已经老化落后，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工作需要。”
“在人员编制方面，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社会治安任务日益繁重，但公安局的人员编制多年没有增加，现有警力与实际工作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基层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这些问题都需要县委统筹考虑，加以解决。”任正浠的话既支持了孟飞的观点，又客观陈述了实际情况，为减轻孟飞责任提供了有力支撑。
钱文进也说道：“孟飞同志和正浠同志说得对，县公安局人员不足、经费紧张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县公安局的现有编制是多年前核定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工作需要。”
1991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编委，在县级以上设置编委，一般作为党委的议事协调机构，由政府首长兼任主任。
因此钱文进作为县长，自然兼任县编委主任，全县的人员编制核定、调整等工作都由他统筹负责，因此对各部门的编制情况了如指掌。
钱文进继续说道：“基层赌博之风盛行，与公安巡逻不足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警力不够、经费不足，导致无法实现常态化的巡逻防控。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适当增加县公安局的人员编制，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执法装备，让公安部门有足够的能力履行职责。”
钱文进的表态不仅支持了孟飞和任正浠，还利用自己县编委主任的身份，增强了话语的权威性，同时也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是否支持修建文化广场。
钟原没想到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原本想通过批评孟飞来施压，让他支持修建文化广场，却没想到任正浠和钱文进会顺势提出解决公安局人员编制和经费的问题，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看到风向有些不对，如果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很可能会偏离修建文化广场的核心议题，甚至会引发对县财政支出优先级的争论，这对他推动文化广场项目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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