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那个叫格拉乡的地方开始说起。那是2006年的春天，空气里还残留着冬末的凛冽，我为了生计，接了个往高原运输建材的活儿。我那辆老旧的东风卡车，就是我当时全部的家当。花了几天时间仔细检修，把能带的、可能用上的物件都塞满了车厢，仿佛不是去一个临时项目点，而是要进行一场漫长的迁徙。用了整整两天，在仿佛没有尽头的、颠簸的砂石路和逐渐荒凉的景致中穿行，我才终于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紧紧包裹的、名为格拉乡的与世隔绝之地。
直到此刻，在经历了之后所有那些光怪陆离、足以颠覆认知的恐怖之后，我仍时常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懊悔如同毒蛇般啃噬着内心——为何当初，我要鬼使神差地踏上那段注定通往深渊的旅程？
格拉乡，用它最直接的方式，给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上了关于“隔绝”的第一课。这里的时间流速仿佛都与外界不同，缓慢得近乎凝滞。放眼望去，是连绵不绝、起伏和缓的小山包，土黄色，缺乏植被，像一笼笼被随意丢弃在大地上、早已放凉僵硬的馒头，沉默地延伸到视野尽头。看似平缓，但若想徒步翻越它们，其难度和对体能的消耗，远超任何一个平原生活者的想象。更致命的是海拔，平均四千五百米的高度，让空气变得无比稀薄，像是被稀释过的透明液体，每一次平常的走动，甚至只是稍微加快几步，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疯狂地擂鼓，负荷陡增，太阳穴也跟着突突直跳，呼吸变得急促而浅薄，仿佛永远也吸不够那口能救命的氧气。
这里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手机成了口袋里一块毫无用处的冰冷铁块，信号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我们项目部的几顶绿色帐篷和那几辆外来车辆的抵达，算是给这片死气沉沉的土地，强行注入了一丝微弱的外界气息，添了些许微不足道的人气。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当地牧民看我们的眼神里，并没有多少欢迎的热情，那是一种混杂着好奇、疏离，以及一种更深沉的、难以言喻的沉默的旁观。他们黝黑的、被高原阳光和风霜深刻雕刻过的脸庞上，眼神平静得像山间的湖泊，你看不透底下藏着什么，只能本能地感觉到，我们这些“外来者”，并不真正属于这里。
生活必需品需要到乡里唯一的那间小百货铺去购买。那铺子低矮、昏暗，木头门框被岁月磨得发亮，商品种类少得可怜，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但对于十里八乡的牧民来说，这里已是无可替代的商业中心。而对门那座围着破败土墙的院子，则承载着更重要的功能——院里那间小屋中，摆放着一部老旧的、能与外界联系的卫星电话。那是整个格拉乡，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桥梁，一根脆弱得仿佛随时会断掉的脐带。话费贵得惊人，按分钟计价，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精打细算的人肉疼，但每到天色擦黑，那小屋前依旧会挤满了等待打电话的人，大多是外出务工者的家属，他们脸上带着期盼、焦急，还有一丝面对昂贵费用的踌躇。
乡北边不远处，有一片宽阔的河床，是冰川融化形成的河流途经之地。这片河床最怪的地方，在于它的颜色。无论是拳头大小的石块，还是细碎的河沙，无一例外，全是那种吸光的、沉郁的漆黑色。仿佛整条河流流淌的不是水，而是墨汁。河水水量不大，最深处也不过齐成年人的大腿，异常清澈，可以一眼看到水底那些黑色的砾石，清澈与漆黑形成一种极其诡异的对比。
住得久了，难免会和当地人有些接触。一位常坐在门口晒太阳的、牙齿都快掉光了的藏族老人，有一次眯着眼睛，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藏语，含糊地告诫我：“年轻人，北边那河床……不要去，不好。”
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敬畏与恐惧，“那下面，早年出过金子哩……引来好多好多不要命的人，把河床挖得像个烂蜂窝，到处都是深坑……坑里积满了水，看着浅，实际深得很，掉下去的人，连个影子都冒不上来，尸首都找不回……邪门得很！”
我当时正被高原反应和枯燥的生活折磨得心烦意乱，只把这警告当成了一个吓唬外乡人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古老传说，或是老人为了阻止我们这些外人去破坏他们心目中圣地的托词，并未真正放在心上，只是随口敷衍了几句。
直到在格拉乡待的时间慢慢放长，工程时断时续，闲暇时无所事事，人难免会感到憋闷，开始想着四处晃悠，排遣那无边无际的孤寂与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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