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带着一种执拗的节奏，将京北城的轮廓一点点碾碎在身后。窗外的景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抽换了画布，高楼广厦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冬日光秃的田埂、伫立在寒风里枝桠遒劲的杨树、远处村落上空几缕被风吹得歪斜的、带着柴火气的炊烟。天地变得开阔而寂寥，一种北方平原冬日特有的苍茫气息，透过冰冷的车窗玻璃，无声地浸润进来。
林知微靠着窗，额头抵在微凉的玻璃上，目光沉静地追随着这片熟悉的土地。这里是根，是烙印在骨血里的贫瘠与坚韧，是她拼尽全力想要跃升其上的起点，也是午夜梦回时，心头最柔软的一处牵绊。身旁的弟弟林知远已经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地，年轻的脸庞在车厢明明灭灭的光影里，显得毫无防备，嘴角还挂着一丝舟车劳顿也抹不去的、归家的松弛。
她的膝盖上，放着一个半旧的帆布包，里面除了几件随身衣物，还有她小心翼翼用报纸包好的几样东西——一条藏青色的羊毛围巾，是给王桂花婶子的；一罐印着“京北特产”字样的茉莉花茶，是给李卫国村长的；还有几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桃酥和茯苓饼，是给隔壁张奶奶和其他几位早年曾偷偷接济过他们姐弟的乡邻的。东西不贵重，却是她省下伙食费，反复掂量后选出来的，每一份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心意。
火车嘶鸣着，慢悠悠地停靠在一个小站。林知微轻轻推醒弟弟：“知远，到了。”
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混合着泥土、冻霜和远处飘来的煤烟气味的风扑面而来，瞬间唤醒了所有沉睡的记忆。村里的土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吱作响。几个穿着臃肿棉袄的孩子追着一个瘪了气的皮球跑过，看到他们，停下脚步，好奇地张望。
“呀！是知微和知远回来啦！”
第一个认出他们的，正是在井台边打水的王桂花婶子。她放下吱呀作响的辘轳，冻得通红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满脸惊喜地小跑过来，一把拉住林知微的手，上下打量着，眼眶竟有些湿润了：“瞧瞧，这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脸上有光了！知远也成大小伙子了，真精神！”
“桂花婶。”林知微笑着，心里也涌起一股暖流，她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个报纸包，“给您带了条围巾，京北那边时兴的，羊毛的，冬天围着暖和。”
王桂花婶子接过，粗糙的手指摩挲着柔软的羊毛，嘴里不住地念叨：“哎呀，这……这得花多少钱……你们俩孩子，在外面念书多不容易，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婆子……”她撩起围裙角，悄悄擦了擦眼角。
回到家那间虽然破旧、但被知远提前回来收拾得窗明几净的老屋，放下行李，林知微又拿出茶叶和点心。“走，知远，我们去看看李村长和张奶奶。”
李卫国村长家就在村委旁边。看到姐弟俩联袂而来，老村长很是高兴，尤其是看到林知远愈发结实的身板和林知微沉静自信的气质，他用力拍着知远的肩膀：“好！好小子！都出息了！咱们这穷沟沟里，能飞出你们这两只金凤凰，是咱全村的脸面！好好学，将来给国家做贡献！”
林知微将茶叶递上，语气诚恳：“村长叔，当年要不是您力排众议，支持我们读书，给我们争取救济粮，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茶叶您留着喝，一点心意。”
老村长接过茶叶，感慨地叹了口气：“都是你们自己争气啊！”
隔壁张奶奶耳朵有些背了，拉着林知微的手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反复摩挲着那包茯苓饼，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欣慰。
行走在熟悉的村巷里，听着乡音，感受着淳朴的关怀，林知微的心被一种久违的温情包裹。这是一种被需要、被认可、被寄予厚望的感觉，让她在象牙塔里追逐个人前程时，偶尔产生的飘忽感，重新落回了实地。
当然，村里也少了一些面孔。那个曾因几亩田产归属，处处刁难他们姐弟，甚至想方设法逼她早早嫁人的二婶，听说去年就跟一个外乡跑买卖的人走了，再也没回来。村里人提起，多是撇撇嘴，或摇摇头，说一句“心比天高，这穷地方留不住她”。这个消息像一阵微风，吹散了林知微心底最后一丝阴霾，却也让她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是如何像一柄利斧，斩断了可能捆绑住她的枷锁，为她劈开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年味儿越来越浓，鞭炮声零星响起，空气里油炸食物的香气也愈发诱人。然而，当最初的喜悦和人情往来渐渐沉淀后，林知微那双在京北被知识擦亮了的眼睛，开始不由自主地审视这片土地更深层的肌理。那些被她曾经习以为常、或者无暇深思的细节，此刻清晰地凸现出来，带着一种无声的叩问。
她信步走到村头那间唯一的卫生所。低矮的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报纸已经发黄破损，门口那块写有“卫生所”字样的木牌，历经风雨，字迹斑驳难辨。推开门，一股混合着消毒水、草药和老旧木头霉味的气息涌来。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老花镜的老大夫，正凑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村里供电不稳定），费力地翻着一本页面卷曲、泛黄严重的《农村医生手册》，手指在一行行小字上缓慢移动。
“大夫。”林知微轻声唤道。
老大夫抬起头，眯着眼看了她好一会儿，才迟疑地问：“你是……？”
“我是林知微，以前村东头林家的，回来过年。”
“哦！是老林家的闺女！考上大学的那个！”老大夫恍然，脸上露出些笑意，随即又被愁容取代，他指了指手册，“回来好啊……唉，我这正犯难呢，村里几个娃闹肚子，开了点磺胺片，可这药……”他拿起一个白色的小药瓶，标签已经模糊，“有些年头了，心里没底啊。咱这条件，也没个检验的法子，全凭这点老经验和这本书。有时候药吃下去不见好，也不知道是病重，还是药本身就不顶用了。”
林知微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她的目光扫过墙角那个油漆剥落的木药柜，里面杂乱地堆放着各种药瓶，许多标签破损或字迹漫漶。桌子上，听诊器的胶管显得僵硬，血压计的袖带边缘裂开了细小的口子。这一切，与京北医科大学实验室里那些即使存在问题、却也体系完备的仪器设备，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不光药这样，”老大夫像是找到了倾诉对象，叹了口气继续说，“有时候买来的农药，看着一样，打下去虫子没事儿人似的，白白糟蹋钱和力气。要是能有啥简单的法子，买的时候就能试试好歹，那该多好！”
老大夫的话语，没有抱怨，只有一种深切的、源于日常实践的无奈。这不再是实验室里对“纯度”的学术探讨，这是在生存线上，对最基本“有效性”的焦灼渴望，是资源匮乏下的真实困境。
除夕夜，土炕烧得暖烘烘的，桌上摆着难得的饺子和几样年菜。围坐在一起的有王桂花婶子、李村长，还有几位看着姐弟俩长大的长辈。气氛热闹而温馨。
“知微学医好，将来当了大医生，咱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可就指望你啦！”桂花婶笑着给林知微夹了个饺子。
“听说城里医院，都用那种一眼能看穿人五脏六腑的机器了？是不是？”张奶奶好奇地问，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