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研讨会那短暂而耀眼的“学术舞台”灯光，如同午夜划过天际的流星，璀璨过后，留下的是更深沉的夜色与必须独自面对的现实。载誉归来的林知微，并未在仓库实验室里引发持久的兴奋。那场报告带来的些许关注和那张来自南方工程师的、意义暧昧的名片，很快便被更为紧迫和具体的问题所淹没——原理创新的僵局依然固若金汤，而“康华”在市场上前进的脚步声，似乎也变得更加清晰可闻。
就在这略显沉闷的胶着中，郑主任再次带来了一个既让人振奋又倍感压力的消息。他通过私人关系，与京北市北郊一家规模不大、但以服务周边厂矿和农村地区为主的“京北第三人民医院”（简称“三院”）检验科搭上了线。经过一番艰难的游说，对方终于同意，可以提供一个“极其有限”的窗口，让林知微他们的“微光”薄层析原型，在真实的医院环境中，进行小范围的、非诊断性的对比试用。
“机会难得！小林！”郑主任语气凝重，脸上混杂着希冀与担忧，“三院检验科的刘主任，是我老战友的亲戚，人家是顶着压力、卖了老脸才给咱们开这么个小口子。条件很苛刻：不能影响他们正常工作和出具报告；只能用他们检测后废弃的、已经匿名化的样本；试用期只有两周；而且，不会给我们任何官方背书，纯粹是‘内部技术交流’性质。”
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林知微：“但这毕竟是咱们‘微光’第一次真正走进医院，接受临床环境的检验！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了！你们准备一下，下周一就过去。”
这个消息，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在仓库实验室里激起了剧烈的波澜。期待、紧张、惶恐、还有一丝被认可的微光，交织在每个人的脸上。
“真的……真的要去医院了？”周晓梅的声音带着颤抖，既是兴奋，也是害怕。在她心目中，医院检验科是充斥着昂贵精密仪器、代表着权威和标准的地方。
赵国栋则摩拳擦掌，又有些不服气：“去就去！咱们的东西又不比谁的差！正好让那些穿白大褂的看看，咱们这‘土家伙’的本事！”
林知微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这不同于学术会议上的报告，那是理念的交流，胜负在口舌之间。而医院试点，是真刀真枪的实战，每一个数据、每一次对比，都将赤裸裸地暴露他们技术的真实水平。成功了，或许能打开一扇门；失败了，可能连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极其有限的信任也会瞬间崩塌。
没有时间犹豫。林知微立刻带领团队进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他们筛选出性能最稳定的一批薄层析板，针对尿糖和潜血这两个计划对比的指标，反复进行内部校准和重复性测试，确保在仓库环境下能做到最佳状态。赵国栋仔细检查和保养了所有便携式的辅助设备，包括那个经过他多次改造的“土烘箱”和点样装置，确保它们在医院环境下不至于掉链子。周晓梅则整理了所有标准操作流程（sop）文件和记录表格，力求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循，每一次操作都有据可查。
周一清晨，天色未明，寒风刺骨。林知微、赵国栋和周晓梅三人，提着两个装满器材和样品、看起来与医院环境格格不入的木箱子，辗转多次公交车，来到了位于北郊的京北第三人民医院。
三院的建筑显得有些陈旧，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陈旧气味。检验科在门诊楼的三楼，走廊里光线不算明亮，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步履匆匆。与研讨会会场那种宏大的庄重感不同，这里弥漫的是一种日常的、带着些许疲惫和压力的务实氛围。
接待他们的是检验科的刘主任，一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严肃、不苟言笑的女医生。她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目光在他们简陋的木箱子和略显土气的穿着上停留了一瞬，便公事公办地指了指走廊尽头一个堆放杂物的、狭小的储物间。
“那里暂时给你们用。记住我说的话：不准动任何在用的设备和试剂；不准接触任何有标识的、待检的样本；只能用那边黄色垃圾桶里废弃的、我们处理过的尿液样本；不准对任何病人或临床医生提及你们的测试结果；每天工作结束，清理干净你们的地方。有问题，直接找我，不要打扰其他同事工作。”她的语气冷硬，不带丝毫感情，说完便转身离开了，留下三人站在那间充满灰尘和霉味的储物间门口。
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像一盆冰水，浇得周晓梅和赵国栋有些发懵。
“这……这也太……”赵国栋嘟囔了一句，后半句咽了回去。
林知微深吸了一口带着霉味的空气，压下心中的涩意，率先推开了储物间的门。“收拾地方，准备开工。”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狭小的空间里，他们费力地清理出一张旧桌子，小心翼翼地摆放好器材。当周晓梅从那个醒目的黄色垃圾桶里，取出第一批废弃的、已经按医院流程处理过的尿液样本时，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这不再是实验室里模拟的溶液，而是来自真实人体的、承载着未知信息的生物样本。
对比测试开始了。他们严格按照sop，对每一份样本进行编号、点样、展开、显色、判读、记录。整个过程，他们都能感觉到检验科其他工作人员偶尔投来的、带着好奇、审视甚至是一丝轻蔑的目光。没有人过来搭话，仿佛他们是透明的，或者是不该存在于这个“正规”世界里的异类。
起初几天，工作进行得磕磕绊绊。医院环境的温湿度与仓库不同，对薄层析的展开效果产生了细微影响，他们不得不紧急调整流动相的配比和展开时间。储物间光线不足，判读颜色时需要借助额外的台灯，增加了主观误差的风险。周晓梅在一次判读中，因为紧张，将一个弱阳性的结果误判为阴性，虽然很快在复核中发现并纠正，但还是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躲在角落里偷偷抹了好一会儿眼泪。
林知微的压力最大。她不仅要保证技术操作的准确，还要应对刘主任偶尔突然的、不带任何表情的“抽查”，回答她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比如“你们这个显色能稳定多久？”“不同操作员判读结果一致性如何？”“如果样本有轻微溶血或者污染，对你们的结果影响多大？”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切中要害，有些甚至是林知微自己都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她只能凭借已有的数据和理解，尽可能诚实、严谨地回答，不夸大，不回避。
然而，就在这种近乎严酷的、被孤立和被审视的环境中，转机，在试点的第七天，悄然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