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了“华创资本”那诱人的投资，如同亲手熄灭了眼前最亮的一盏指路明灯，仓库团队前行的道路，瞬间被拉回了最原始、也最残酷的黑暗与崎岖之中。那笔想象中的巨款所带来的短暂兴奋与虚幻希望，如同退潮后的沙滩，只留下更加清晰和刺骨的现实困境。
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困境，就是钱。
郑主任那里传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严峻。“星火计划”本身的经费极其有限，原本就是杯水车薪，如今因为一些政策调整和预算收紧，连这点微薄的支撑都开始变得摇摇欲坠。每个月的办公经费、几人的基本工资、以及购买最必需试剂和材料的费用，都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甚至需要郑主任拉下老脸去其他单位“化缘”才能勉强维持的难题。
王建业设计的新型涂布机和点样装置，图纸已经日趋完善，但要将图纸上的线条变为车间里轰鸣的机器，需要钱，需要购买标准零件、定制非标件、委托小型机加工厂开模生产的钱。这笔钱，对于此刻的他们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图纸只能继续躺在桌上，如同无法孵化的蛋，沉默地诉说着无米的窘迫。
李志强在经历了最初的激烈反对和几天的消极怠工后，似乎也认清了现实。他不再高谈阔论什么“快速占领市场”，而是开始用一种更实际、甚至带着几分悲壮的方式，试图为团队“开源”。他利用过去跑业务时积攒的所有人脉，像梳子一样梳理着京北市乃至周边地区一切可能产生收入的机会。
他联系过街道小厂，询问能否帮他们检测工业废水，换取一点微薄的“技术服务费”；他打听过郊县的养鸡场，看是否需要简单的疫病筛查试纸；他甚至试图接触一些私营的“地下”诊所，推销他们尚不成熟的尿糖检测板。这些尝试大多石沉大海，或者因为他们的设备太过简陋、产品不够“正规”而被婉拒。偶尔有一两次成功，换回的钱也少得可怜，往往只够买回几包急需的化学试剂，或者支付一次前往郊县洽谈的来回车费。
李志强每次外出归来，脸上都带着奔波的风霜和难以掩饰的疲惫，西装不再笔挺，皮鞋沾满尘土。他不再夸夸其谈，只是默默地将那点微薄的收入交给林知微，然后灌下一大缸子冷茶水，坐在炉边发呆。那种理想受挫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落寞，与他往日的神采飞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团队的伙食标准也一降再降。从还能偶尔见到点荤腥，变成了几乎顿顿都是白菜、土豆、萝卜这“老三样”，主食是粗糙的玉米面窝头或者最便宜的标准粉馒头。周晓梅原本就单薄的身子，显得更加纤细，脸色也失去了红润。赵国栋的饭量最大，常常一个窝头下肚，只能算垫了个底，但他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啃着，眼神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
林知微看着伙伴们肉眼可见的消瘦和日益沉默的神情，内心的压力如同不断垒高的砖石，沉甸甸地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她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是她做出了拒绝资本的抉择，将大家带入了眼下这看似看不到希望的困境。自责和焦虑，如同暗夜里的藤蔓，悄悄缠绕着她的心脏。
然而，就在这物质极度匮乏、士气低迷至谷底的艰难时刻，一种奇异的力量，却开始在团队内部悄然滋生。
王建业并没有因为设备的无法落实而停止工作。他将目光从宏大的机器图纸上收回，投向了那些更基础、也更关键的工艺细节。他拉着赵国栋，利用仓库里能找到的一切废旧材料——废弃的自行车链条、轴承，工厂淘汰下来的旧齿轮和导轨，甚至是一些建筑工地捡来的边角料——开始手工打造一些简易的工装和夹具。
“大机器做不了，咱们就先把手上的活儿弄得更精细点。”王建业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但行动却异常坚定。他们用自制的卡具，反复调试手工涂布的角度和压力，力求在现有条件下，将均匀度提升到极限。他们用废旧显微镜的载物台改造了一个可以微调的点样平台，虽然速度慢得像蜗牛，但点的位置和样品量，却比以前稳定了不止一倍。
这种在极端限制下对“精益求精”的追求，仿佛一种无声的宣言，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周晓梅不再仅仅满足于按照流程操作，她开始更加细致地记录每一个实验条件的微小变化对结果的影响，试图从海量的、琐碎的数据中，找到那隐藏的、决定成败的关键规律。她的记录本越来越厚，字迹工整，图表清晰，甚至开始尝试用简单的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波动。
连情绪最低落的李志强，也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慢慢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漫无目的地向外跑，而是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基层医疗单位的真实需求和痛点。他带回来的，不再仅仅是模糊的“市场机会”，而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描述，比如“某某卫生所反映试纸条在潮湿环境下容易失效”，“某某赤脚医生希望检测能更简单，最好不用额外配溶液”。这些信息，虽然不能立刻转化为收入，却为林知微和王建业的技术改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方向指引。
团队的凝聚力，在共同面对困境、携手一点一滴改进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被压垮，反而被淬炼得更加坚韧和纯粹。他们不再有明显的分工界限，哪里需要人手，大家就一起顶上。赵国栋帮着王建业抡大锤打磨零件；周晓梅在李志强外出时，负责接听那部偶尔会响起的、可能带来一丝机会的电话；林知微则在统筹全局的同时，亲自参与到最繁琐的实验和数据整理工作中。
他们仿佛成了一支被围困的小队，弹药匮乏，补给断绝，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彼此的肩膀和绝不放弃的意志，用手头仅有的、最简陋的工具，去挖掘一条通往希望的隧道。
转机，发生在一个看似寻常的黄昏。那天，李志强又白跑了一天，身心俱疲地回到仓库，带回来一个不算好消息的消息——他之前联系过的一家位于河北的小型乡镇卫生院，对他们提到的“低成本检测”有点兴趣，但对方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用过“康华”的试纸，虽然有时候不准，但至少样子“正规”，装在塑料卡盒里。而李志强带去的、只用简易塑料袋包装的薄层板样品，对方觉得“太土气”，“像自己做的”，担心质量和卫生问题，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消息，让原本就因为资金和技术问题而焦头烂额的团队，更添了一层关于“形象”和“信任”的烦恼。
“妈的！狗眼看人低！”赵国栋气得骂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