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北京的航班在云层上方平稳飞行。苏清越靠窗坐着，手里摊开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材料，目光却望向舷窗外无边无际的云海。阳光刺破云层，在机翼上折射出耀眼的银光。
邻座是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的王处长，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也在看材料。他抬头瞥了苏清越一眼：“小苏同志，第一次去最高法开会？”
“第一次。”苏清越合上材料。
“紧张吗？”
“有点。”
王处长笑了：“不用紧张。我参加过三次这种论证会了，规律摸出一点：开头十分钟定基调。如果你能在开场发言就抓住重点，后面就好办了。”
“谢谢王处长指点。”
“不是指点，是经验。”王处长压低声音，“这次司法解释的草案，争议很大。环保系统希望加强司法保障，经济部门担心影响企业发展。最高法环资庭压力不小，所以才广泛征求意见。”
苏清越想起孙主任的叮嘱：“要提建设性意见。”
“对，建设性。”王处长点头，“但建设性不等于和稀泥。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突破的要敢于突破。”
两个小时的航程，两人交流了很多。王处长是环保系统的老资格，参与过《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对立法背后的博弈了如指掌。他告诉苏清越，环境司法最大的难点不是法律本身，而是跨部门协调。
“法院判了赔偿，钱怎么用？环保部门组织实施修复，但资金监管在财政，项目审批在发改。一个案子判下来，后续可能扯皮好几年。”王处长叹气，“所以你们在制定规则时，一定要考虑可操作性。”
飞机降落时，北京在下小雨。秋雨中的城市显得朦胧而庄重。最高人民法院派了车来接，直接送到西郊的法官进修学院。
报到，领材料，安排住宿。苏清越的房间在五楼，窗户外是香山的一片红叶，在雨中红得深沉。她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查看会议手册。
明天上午九点，第一会议室。参会名单让她心跳加快——除了最高法环资庭的法官，还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委员、生态环境部法规司的司长、几位知名环境法学者，以及来自十个省份的代表。
她打开电脑，最后一次修改发言稿。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到了吗？我明天下午到。晚上一起吃饭？”
“好。我在法官进修学院。”
“知道，离我们培训地点不远。明天见。”
放下手机，苏清越走到窗前。雨中的香山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她想起三年前在法学院，第一次读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时那种敬畏感。如今，她将走进那个制定规则的地方，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感觉很奇妙，像一条小溪终于汇入大海。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苏清越提前到了第一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能坐三十人，每个座位前都摆着席卡、矿泉水、纸笔。她找到自己的位置——靠中间，左边是王处长，右边是邻省高法的法官。
陆续有人进来。她认出了几个只在教科书上见过的名字：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教授，环境法领域的泰斗；最高法环资庭的张庭长，五十多岁，神情严肃；还有几位省级高法的副院长，制服肩章上的星徽在灯光下闪亮。
九点整，会议开始。
张庭长主持会议，开门见山：“感谢各位专家百忙之中参会。这次司法解释的起草，是为了解决环境资源审判中的突出问题。草案已经发给大家，今天重点讨论三个问题：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标准、跨行政区域污染案件的管辖协调。每个人发言不超过十分钟，请直奔主题。”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教授。老先生声音洪亮，观点鲜明：“我认为当前环境司法最大的问题是‘软’。该重判的不敢重判，该赔偿的赔不到位。惩罚性赔偿必须写进司法解释，而且要明确具体标准，不能给法院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接着是生态环境部的代表：“我们支持强化惩罚性赔偿，但建议设置上限，避免企业因一次事故就破产。同时要建立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使用制度，确保赔款专用。”
轮到省级法院代表发言时，出现了分歧。有的省份支持严惩，有的担心影响营商环境。苏清越默默记录着各方的观点和理由。
十一点，终于轮到她。
“各位领导、专家，我是东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苏清越。”她站起来，声音清晰但不急促，“我从基层法院借调到省高法，参与环境资源审判指南的修订。结合基层实践，我想谈三点建议。”
她打开ppt，投影屏幕上出现的第一张图是全省环境案件统计表。
“第一，关于惩罚性赔偿，我建议采取‘原则+列举’的立法模式。”她翻到下一页，“原则是‘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严重污染’，列举具体情形包括：偷排暗管、伪造监测数据、屡罚屡犯等。这样既给法院裁量空间，又避免标准模糊。”
张庭长低头记录着什么。
“第二，关于赔偿数额计算。”苏清越调出几个典型案例，“目前实践中，直接修复费用容易计算，但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很难量化。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评估，也可以参照同类案例酌定。同时要允许分期支付、替代性修复等灵活方式。”
她看到几位学者在点头。
“第三，关于跨区域管辖，我建议建立指定管辖和协调执行机制。”她放出一张跨省污染案件流程图，“对于跨省案件，可以由最高法指定一个法院集中审理，避免地方保护。执行阶段，由审理法院所在地的环保、财政等部门牵头，相关省份配合。”
发言结束，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张庭长抬起头：“苏清越同志，你提到替代性修复，具体指什么？”
“比如企业无力支付高额赔偿，但可以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或者参与生态修复项目，以工代偿。”苏清越回答，“这在一些地方法院已经有探索，效果不错。”
“有案例吗？”
“有。我省云湖法院正在审理的一个案件，就在尝试这种模式。”她顿了顿，“不过还在探索阶段。”
张庭长记下什么，示意她坐下。
上午的会议在十二点半结束。午餐在学院食堂，自助餐形式。苏清越刚打好饭，李教授端着盘子走过来，在她对面坐下。
“小苏同志，上午的发言不错。”老先生说话直爽，“有数据，有案例，不是空谈理论。你在基层待过？”
“是的，在云湖区法院工作半年。”
“难怪。”李教授点头，“理论要和实践结合。你们省那个替代性修复的探索，我很感兴趣。下午讨论完，你详细跟我说说。”
“好的。”
下午的会议更加深入，开始逐条讨论草案条文。争议最大的是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规定——草案写的是“一至三倍”，有人建议提高到“三至五倍”，也有人建议取消倍数限制，由法院酌定。
苏清越发言时提出了折中方案：“建议区分情形。对于一般故意违法，一至三倍；对于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重大损害的，三至五倍。同时设置兜底条款，赋予法院在特殊情况下突破上限的权力。”
“这个‘特殊情况’怎么界定？”有人问。
“比如侵权人获利巨大，或者损害后果不可逆。”苏清越说，“需要配套制定实施细则。”
讨论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散会后，苏清越刚走出会议室，手机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