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在元旦前一天正式下达。薄薄的一页纸，盖着鲜红的印章：“苏清越同志任东州市云湖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案件审理室副主任（挂职），挂职期一年。”
王主任把调令递给她时，神情郑重：“小苏，挂职不是镀金，是沉下去真刀真枪地干。云湖的情况你了解一些，但真正深入进去，可能会发现更多问题。记住，纪检监察干部最大的本事，不是会办案，而是能担当。”
“我会牢记您的教诲。”
“还有，”王主任顿了顿，“周维同志也去云湖，任案件审理室主任。你们在省纪委是同事，在基层更要互相支持，但也要互相监督。工作关系要清清爽爽，生活上……”
“王主任放心，我明白纪律要求。”
元旦假期，苏清越收拾行李。她看着这个住了半年的单身宿舍，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记录着这段在省纪委工作的日子——书架上摆满了党纪条规，墙上贴着“打铁必须自身硬”的书法作品，桌上是那面跟随她多年的小党旗。
母亲打电话来：“清越，听说你要回云湖工作？”
“是的，挂职一年。”
“回老家好啊。”母亲的声音里有欣慰，“你爸说，年轻人就要多去基层锻炼。不过……你和周维现在都在一个单位，更要谨慎。”
“妈，我们都懂。”
“懂就好。”母亲犹豫了一下，“你郑阿姨昨天来家里，问起你们的事。她说周维这孩子不错，家庭也好，但你们现在这关系……在单位要注意影响。”
郑阿姨是母亲的老同事，女儿也在体制内工作。这种关心背后，是熟人社会里特有的关切和审视。苏清越知道，回到云湖，她将重新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每件事都可能被传开。
“妈，我会处理好的。”
一月四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苏清越拖着行李箱，坐上了开往云湖的大巴。与三年前第一次去云湖不同，这次她没有忐忑，只有沉甸甸的责任感。
车窗外，冬天的田野一片萧瑟，但仔细看，麦苗已经泛青，在枯黄中透出点点生机。就像这片土地上的法治进程，有曲折，有困难，但总在向前。
云湖区纪委监委在一栋五层的老楼里，与区政府隔街相望。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贴的白色瓷砖有些已经脱落。苏清越走进大门时，传达室的大爷探出头：“同志，找谁？”
“我是来报到的，苏清越。”
“哦哦，苏主任！领导交代过了，在三楼案件审理室。”
案件审理室在三楼东头，是个大办公室，摆了六张办公桌。苏清越进去时，周维正在和几个同事说话。看见她，周维点点头：“苏清越同志来了？大家欢迎一下。”
办公室里响起掌声。苏清越快速扫了一眼，三男两女，年龄都在三十到五十之间。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周维说，“苏清越同志从省纪委研究室来我们这里挂职，任副主任。她在法院工作过，法律功底扎实，又在省里参与过纪法衔接等重要课题研究。大家以后要多向她学习。”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笑着说：“周主任，苏主任，咱们审理室现在是双剑合璧啊。”
苏清越记得她的名字——张玉梅，审理室的老人，之前在检察院工作过。
“张姐过奖了。我刚来基层，还要向大家多学习。”苏清越礼貌回应。
周维分配工作：“玉梅，你先带清越熟悉一下情况。其他人继续手上的案子。十点半开个案情分析会。”
张玉梅带着苏清越到靠窗的一张办公桌：“苏主任，这是你的位置。电脑已经配好了，内网密码在便签上。这些是审理室的工作手册和近年来的典型案例汇编。”
苏清越放下包，开始整理。桌面上除了电脑，还有一部红色电话——那是纪检监察内线电话。墙上挂着审理室工作职责：审核违纪违法事实、定性量纪、提出处理建议、监督处分执行……
十点半，案情分析会准时开始。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除了审理室的，还有信访室、监督检查室、审查调查室的同志。
周维主持会议：“今天讨论两个案子。第一个，区教育局副局长王某涉嫌违反工作纪律问题；第二个，区住建局干部李某涉嫌受贿问题。先请审查调查室的同志介绍情况。”
审查调查一室的小刘先汇报：“王某的问题主要是，在分管学校基建项目期间，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同意施工单位变更设计方案，导致工程造价增加八十多万元。没有发现个人经济问题，但程序违规。”
“当事人的态度？”周维问。
“承认程序有问题，但强调是为了赶工期，不影响工程质量。学校方面也出具证明，说变更后确实提高了使用功能。”
张玉梅发言：“从违纪角度看，这属于违反工作纪律，可以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但考虑到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学校方面也认可，可以从轻处理。”
“苏主任，你的意见？”周维看向苏清越。
苏清越翻了翻材料：“我看了一下变更前后的设计方案对比。原设计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变更后更符合使用需求。但问题在于程序——按规定，超过五十万元的变更必须上会研究。王某作为分管领导，应该知道这个规定。”
她顿了顿：“我建议，定性为违反工作纪律，但考虑到变更的合理性，可以在量纪时酌情考虑。另外，要督促区教育局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周维点点头：“同意。第二个案子。”
审查调查二室的老陈汇报：“李某的问题比较清晰。他在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时，收受施工方红包三万元，为对方在工程验收中提供便利。本人已承认，赃款已追缴。”
“有什么从轻或从重情节？”周维问。
“从重情节：发生在群众切身利益领域，影响恶劣。从轻情节：主动交代问题，退缴赃款，认错态度好。”
会议室里讨论很热烈。有的认为应该重处，有的认为可以给改过自新的机会。
苏清越仔细看了李某的谈话笔录和证据材料。她发现一个细节：李某收受红包后，曾主动提出退还，但施工方以“行业惯例”为由拒绝，并暗示如果不收会影响后续合作。
“我注意到一个情节。”苏清越开口，“李某第一次收到红包时是拒绝的，但对方施压。这说明他一开始有抵制意识，但最终没有守住底线。”
她翻到另一页：“另外，工程验收记录显示，即使没有李某‘关照’，工程也符合标准。这说明他的行为更多是‘顺水推舟’，而非‘违规操作’。”
“你的意思是？”周维问。
“我的建议是，定性为受贿，但考虑到有抵制情节、未造成实质损害、主动交代等因素，可以在量纪时体现政策。”苏清越说，“同时，要深挖施工方的行贿问题，不能只处理受贿一方。”
“同意。”周维拍板，“两个案子按讨论意见办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