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云湖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
李梅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二十多位清水湾的拆迁户。他们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袋子、布包、文件袋。清晨的微光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在深秋的寒气里，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
苏清越从大楼里快步走出来，身后跟着老陈和两名工作人员。
“各位叔叔阿姨，请进。”她推开接待室的门，“里面准备了热水，大家先暖和一下。”
老人们鱼贯而入，没有人说话，只有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和压抑的咳嗽声。接待室里摆好了长桌和椅子，工作人员迅速端上热水，但没有人去碰。
苏清越在长桌一端坐下，打开了执法记录仪：“各位乡亲，我是云湖区纪委监委的苏清越。今天请大家来，是想核实清水湾拆迁补偿的相关情况。大家可以把材料拿出来，我们一件件登记，一件件核实。”
话音刚落，老人们几乎是同时打开了手里的包裹。
各种材料堆满了长桌：发黄的房产证、皱巴巴的评估报告、签字页模糊的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手写的计算稿……最震撼的是一本相册，里面是拆迁前老房子的照片——斑驳的墙壁，开裂的地面，但窗台上摆着花草，门口贴着褪色的春联。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他叫王福贵，七十三岁，在清水湾住了五十年。
“苏同志，我先说。”他的声音沙哑但清晰，“我家房子八十五平，评估公司说每平五千七，总共四十八万四千五。可我打听过，同片区老孙家的房子，面积一样，结构一样，他家评了五千九，多了两万块。”
他拿出一张对比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我去问评估公司，他们说我家朝向不好。我说我家朝南，老孙家朝北，怎么我朝向不好？他们又说我家采光不行。我说我家三楼，老孙家二楼，怎么我采光不行？”
老人的手在颤抖：“最后他们说，这是专业判断，我不懂。我说我要看评估报告，他们说报告是公司机密，不能给我看。我就拿到这个——”
他举起一张纸，是评估报告的首页复印件，关键信息都被涂黑了，只留下房屋面积和总价。“就看到这个，啥也看不明白。”
苏清越接过那张纸，仔细查看。涂黑用的是黑色马克笔，完全遮盖了评估明细、评估师签名、评估公司盖章等信息。这明显是故意的。
“王大爷，这张原件还在吗？”
“在，在我家里。”王福贵说，“他们给我的就是复印件，原件说存档用。”
一个接一个，老人们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
李大娘，六十八岁，儿子残疾，靠低保生活。她家评估价被压低了一万二，理由是“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可拆迁前，她家刚经过住建局的危房改造，验收报告上写着“结构安全达标”。
赵大爷，七十一岁，退休教师。他家评估时，评估师说他家装修太旧，要扣“折旧费”。可同样的装修标准，隔壁单元却没说折旧。“后来我才知道，隔壁那户的侄子在街道办工作。”
刘阿姨，六十五岁，丈夫早年工伤去世。她家最离谱——评估报告上写着“建筑面积六十八平”，可她家的房产证上明明写着七十五平。少了七平米，就是四万多块钱。“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说测量有误差。我说七平米的误差？他们说可能是房产证写错了。”
听着这些讲述，苏清越的手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细节，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评估过程存在系统性、人为性的压低价格行为。
更关键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一个细节——评估师在现场不做判断，只是拍照、测量，然后说“公司回去研究”。评估结果都是事后通知，不允许查看详细报告，不允许质疑，更不允许复核。
“我们不是要闹事。”李梅最后发言，她的眼睛还红肿着，“我们就是想要个明白。我们的房子值多少钱，应该有个公道价。少了多少钱，得有个说法。刘玉芬阿姨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不明。我们不能让她白受这个罪。”
接待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苏清越。
她放下笔，缓缓站起：“各位叔叔阿姨，你们今天带来的材料，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了。我向你们保证三件事：第一，所有问题，我们会逐一核查；第二，核查结果，会依法依规处理；第三，处理过程，会及时向你们反馈。”
她顿了顿，声音更坚定了些：“但我也需要大家的配合。这些材料，我们需要暂时保管，作为证据。我们会出具扣押清单，每一份材料都会登记在案。等案件办结后，完好的材料会归还给大家。”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陆续点头。
“我们信你。”王福贵代表大家说，“材料你拿去，只要能查清楚，怎么都行。”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逐一登记、编号、封装材料。苏清越亲自参与，对每一份关键证据都仔细查看、标注。当她翻到一本记账本时，手指停住了。
这是一个小学生用的算术本，里面记录着刘玉芬三年来的每一笔开销：买药花了多少钱，交水电费花了多少钱，甚至买一斤肉花了多少钱。最后几页，是她计算补偿款的草稿，反复核算了十几遍，每一次结果都是六十二万左右，与实际到账的五十四万相差八万。
在草稿的空白处，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三个“为什么”，一个比一个用力，最后一笔划破了纸页。
苏清越轻轻合上本子，小心地装进证据袋。这个动作被李梅看在眼里，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苏常委，”她低声说，“刘婶醒过来了。”
“什么时候？”
“半小时前，医院来的电话。医生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肝肾损伤严重，需要长期治疗。”
苏清越松了口气：“医疗费不用担心，我们会协调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安心养病。”
“她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问：‘材料交了吗？’”李梅抹着眼泪，“我说交了，她笑了，说‘那就好’。”
苏清越感觉喉头有些发紧。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醒来第一件事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维权的材料。这份信任太沉重，但也太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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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所有材料登记完毕。
苏清越让工作人员送老人们回去休息，自己则抱着三大箱证据材料回到办公室。周维已经等在那里，面前摊开着一堆文件。
“情况怎么样？”他问。
“比想象的更严重。”苏清越把箱子放在桌上，“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问题。评估压价、面积缩水、克扣补偿……手段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她打开第一箱材料，抽出一份汇总表：“这是初步统计，二十户的差额总计二百三十七万，平均每户少了将近十二万。如果清水湾整个片区二百多户都有问题，总金额可能超过两千万。”
周维倒吸一口凉气：“两千万……这够判无期了。”
“而且这只是清水湾一个项目。”苏清越继续说，“赵大勇在云湖做了十几个项目，如果每个项目都这么干……”
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这不是个案，是系统性的、大规模的腐败。
“刘文斌的口供整理出来了吗？”她问。
“整理出来了。”周维递过来一份笔录，“基本印证了拆迁户的说法。评估压价是张建国要求的，每压低一百块，他拿五个点。赵立民负责压案子，每个案子十万到二十万。利益通过张建军的公司走账，做成各种名目的费用。”
苏清越快速浏览着笔录：“提到李明书记了吗？”
“提到了，但很模糊。”周维指着其中一段，“刘文斌说，张建国敢这么干，是因为‘有李书记撑腰’。但他拿不出具体证据，只是感觉。”
“感觉不能作为证据。”苏清越合上笔录，“我们需要确凿的东西：批示、会议记录、资金往来，或者至少是录音录像。”
“张建国那边呢？有进展吗？”
苏清越摇摇头：“还在僵持。他承认评估压价，但说是区里的要求，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至于收钱的事，他全部否认，说那些转账都是借款，账本记录都是伪造。”
“借条的事呢？笔迹鉴定结果他已经知道了。”
“他说借条是王秀英自己写的，他不知情。指纹是他无意中碰到的。”
周维苦笑：“还真是滴水不漏。”
“不是滴水不漏，是心存侥幸。”苏清越站起身，走到窗边，“他以为只要咬死不承认，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他以为外面会有人捞他，尤其是李书记。”
窗外，区委大楼在阳光下巍然矗立。七楼那间办公室的主人，此刻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知不知道，一场风暴正在向他逼近？
“清越，”周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市纪委主要领导要听汇报。今天下午三点，在常委会议室。”
苏清越转过身：“我也要参加？”
“对。你是专案组负责人，需要当面汇报案情进展和下一步打算。”周维的表情严肃，“而且，可能要讨论对李明书记的问题线索处置。”
该来的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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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五十分，东州市纪委监委常委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主位是市纪委书记陆明，左右分别是两位副书记，再往下是各相关室主任。周维坐在末位，苏清越被安排在靠墙的汇报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