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还不能松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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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苏清越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她先给信访室刘主任打电话：“刘主任，今天上午九点，召集信访室全体人员开会。另外，请通知案件审理室老孙主任，请他也参加。”
八点五十分，两个科室的十五名干部齐聚小会议室。大家互相打量着，气氛有些微妙——信访室和审理室虽然同属纪委监委，但平时各干各的，很少这样坐在一起开会。
苏清越走进会议室，开门见山：“今天把两个科室的同志请到一起，是想启动一项试点工作：‘信访+审理’联动办案机制。”
她打开ppt，展示昨晚连夜准备的方案：
“核心思路是打破科室壁垒，形成监督合力。具体操作上，选取典型信访举报件，由信访室负责前期摸排和初步核实，审理室提前介入，指导取证方向和证据标准。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信访室同志参与审理谈话，提供背景情况。”
下面有人举手：“苏常委，这样会不会打乱现有工作流程？信访室有信访室的职责，审理室有审理室的规范，混在一起，责任怎么划分？”
这个问题很实际。苏清越回答：“责任划分很明确——信访室对线索摸排的真实性负责，审理室对取证程序的规范性负责。我们会制定详细的操作细则，明确每个环节的责任主体。”
又有人问：“那工作量怎么算？信访室本来人手就紧张，再参与案件审理，忙不过来。”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苏清越说，“初期我们只选取一两件典型案件试点，不会全面铺开。如果试点效果好，我会向常委会申请增加编制或调整分工。”
她看向老孙：“孙主任，您有什么意见？”
老孙推了推眼镜：“思路是好的，但我担心两个问题：一是证据标准，信访摸排的证据和案件审理要求的证据，标准不一样，怎么衔接？二是保密问题，信访接触面广，审理要求严格保密，怎么平衡？”
这两个问题很专业，直击要害。
“孙主任问得好。”苏清越调出新的页面，“关于证据标准，我设计了‘梯次取证’方案——信访摸排阶段，重点收集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审理介入后，指导完善言证、电子证据等主观证据。两个阶段各有侧重，但标准统一。”
“关于保密，我们实行‘分段负责制’——信访摸排阶段，严格控制知悉范围；审理介入后，签订保密承诺，违规者严肃处理。同时，所有材料专柜存放，电子数据加密管理。”
回答完这两个问题，会议室里安静了许多。大家都看出来，这位新来的分管领导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启动试点。”苏清越说，“第一个试点案件，是信访室正在核查的街道办副主任李某虚报征地补偿款问题。刘主任，你介绍一下情况。”
刘主任站起来：“李某，五十二岁，红光街道办副主任，分管征地拆迁工作。今年八月，有群众匿名举报，他在2019年城东片区征地时，虚报三亩集体土地，套取补偿款十二万元。我们初步摸排发现，相关账目被销毁，关键证人不配合，核查陷入僵局。”
苏清越看向老孙：“孙主任，从审理角度看，这个案子突破口在哪里？”
老孙思考片刻：“虚报土地面积套取补偿款，关键证据是土地权属证明和补偿发放记录。账目虽然被销毁，但国土部门有备案，银行有流水，这些是销毁不了的。可以从这两个方向突破。”
“好。”苏清越拍板，“那就这么办：信访室负责调取国土备案和银行流水；审理室提前介入，指导如何固定证据、如何询问证人。一周时间，拿出初步结果。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声音比刚才整齐了些。
散会后，苏清越把刘主任和老孙留下：“这个试点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二位。你们一个是信访老兵，一个是审理专家，要好好配合。”
刘主任笑道：“苏常委放心，我和老孙共事多年，虽然科室不同，但都是为了工作。”
老孙也点头：“我们会尽力的。”
“另外，”苏清越压低声音，“这个案子要加快办。我听到风声，有人可能在活动，想干扰办案。我们要抢时间，在对方反应之前把证据坐实。”
两人对视一眼，都严肃起来。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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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苏清越来到区司法局。赵立民出事已经三个多月，司法局的工作由副局长主持，但人心浮动，状态萎靡。她此行是为了调取赵立民在任期间的相关档案。
副局长是个谨慎的中年人，看到苏清越的证件和调取函，有些紧张：“苏常委，赵局长……赵立民的档案，我们整理了一部分，但可能不完整。”
“为什么？”
“他出事前，有些文件是他自己保管的，我们不清楚。”副局长说，“出事当天，他办公室被查封，有些材料可能在里面。”
“带我去他办公室。”
赵立民的办公室在司法局三楼最东头，已经贴了封条。苏清越让工作人员启封，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很整洁，甚至可以说过于整洁。文件柜里的文件夹排列整齐，标签清晰；书桌上除了笔筒和台历，什么都没有；连垃圾桶都是空的。
这种整洁，透着诡异。
苏清越走到文件柜前，逐一查看标签：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司法鉴定、法治宣传……都是司法局常规工作。她抽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会议记录、工作方案、总结报告，内容正常，看不出问题。
“赵立民有没有私人储物柜？”她问。
“有，在这里。”副局长打开墙角的一个铁皮柜。
柜子里是几本书、一个茶杯、一件外套，也很简单。但苏清越注意到，柜子底部的木板颜色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她蹲下身，敲了敲，声音有点空。
“有工具吗？”
工作人员找来螺丝刀。苏清越撬开木板，下面露出一个夹层。夹层里放着一个牛皮纸袋。
打开纸袋，里面是三样东西：一个u盘，一本通讯录，几张照片。
u盘插上电脑，需要密码。通讯录是手写的，密密麻麻的人名、电话、职务，有些名字后面还标注了“关系”“爱好”“弱点”。照片是赵立民和不同人的合影，有吃饭的，有打高尔夫的，有出国的，其中一张引起了苏清越的注意——
照片上，赵立民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游艇上，背景是蓝天碧海。那个男人，苏清越认识，是省司法厅的副厅长，姓吴。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2019.8，三亚，吴厅。”
时间、地点、人物，都全了。
苏清越收起这些东西，对副局长说：“这些我要带走。另外，赵立民在任期间，司法局有没有异常的大额支出？比如培训费、会议费、设备采购费？”
副局长想了想：“有。去年购置了一批社区矫正定位手环，招标价是每个八百元，但实际采购价是一千二。我们当时提出过质疑，赵局长说这是省里推荐的产品，质量好。”
“采购了多少个？”
“五百个。”
五百个，每个差价四百，就是二十万。这还只是一项。
苏清越心里有数了。赵立民的问题，可能比她想象的更严重。
离开司法局时，天色已晚。她坐上车，看着手里的牛皮纸袋，知道一场新的战斗又要开始了。
但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团队，有经验，有更坚定的信念。
扎根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每一步，都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