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知道太危险。”苏清越的声音在发抖，“他把最关键的证据记下来，但又不敢留。所以记完就撕掉，藏起来。他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能接住这些证据的人……”
她想起父亲退休前那几年。总是坐在书房里，对着那些泛黄的卷宗发呆。有一次她进去，看见父亲在烧东西——几张纸，在烟灰缸里慢慢卷曲、变黑。
“爸，烧什么呢？”
“没用的东西。”父亲的声音很轻，“该忘的就忘了吧。”
但现在她知道了。父亲没有忘。他一直在等。
等十年后，女儿穿上这身制服，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
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苏清越捂住脸，肩膀剧烈颤抖。
周维抱住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拍着她的背。
上午十点，专案组视频会议。
屏幕里，李文涛的脸色比昨天更凝重：“同志们，最新情况。国际刑警传来消息，坤沙在暗网挂牌出售‘中国高层腐败证据’，要价五千万美金。已经有三个匿名买家接触。”
“内容呢？”有人问。
“样品是一段三十秒的录音，经过技术处理，只能听出是中文对话，内容涉及‘船厂’‘安置款’‘封口’等关键词。”李文涛顿了顿，“更麻烦的是，王某的儿子王某明在看守所突发疾病，送医途中试图逃跑，被制止后开始胡言乱语，说‘他们都得死’。”
苏清越的心沉下去。王某明在恐惧什么？或者说，在保护什么？
“苏委员，”李文涛看向镜头，“你父亲当年经办船厂案时，有没有提过一个叫‘陈工’的人？”
陈工？
苏清越快速回忆。父亲很少说工作的事，但有一次……好像是2000年左右，家里来了个客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拎着一袋苹果。父亲和他关在书房谈了整整一下午。那人走时，眼睛是红的。
“好像有。”她说，“是个老工程师，船厂的技术骨干。怎么了？”
“我们找到他了。”李文涛调出一份资料，“陈国栋，七十五岁，现在住在城郊养老院。船厂破产前，他是副总工程师，负责设备评估。他手里有一份原始评估报告——船厂的设备实际价值一点二亿，但最终评估价只有六千万。”
“报告在哪？”
“他说，当年交给调查组了。但后来调查组的人把报告要回去，说‘需要修改’。再后来，他就没见过那份报告。”李文涛看着苏清越，“他说，当年去你家，是想把备份交给你父亲。但你父亲没要，说‘现在不是时候’。”
苏清越握紧了拳头。父亲知道那份报告的存在，但他不敢接。因为接了，就可能害了这位老工程师，也可能害了自己。
“他现在愿意作证吗？”
“愿意。”李文涛点头，“但条件是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说，这些年一直有人‘关心’他，每年都有人以慰问的名义去养老院，实际上是监视。”
视频会议结束后，苏清越靠在床头，很久没说话。
周维递给她一杯温水：“在想什么？”
“我在想，像陈工这样的人，还有多少。”苏清越轻声说，“他们手里有真相，但因为害怕，沉默了几十年。现在我们来了，他们敢开口吗？开口之后，我们能保护他们吗？”
“我们能。”周维握住她的手，“清越，这条路很难，但你不是一个人。有专案组，有组织，还有那些终于等到这一天的人。”
下午，雨又下了起来。
苏清越在药物的作用下昏昏睡去。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是二十年前的船厂。巨大的龙门吊像钢铁巨兽，工人们在车间里忙碌，焊花飞溅。父亲穿着深蓝色中山装，走在厂区的铁轨旁，年轻的脸庞在阳光下明亮。
然后是船厂倒闭的那天。工人们聚集在厂门口，拉着横幅，喊着口号。父亲站在人群前，试图安抚，但声音被淹没。
最后是那三个“自杀”的车间主任。他们在梦里没有脸，只有三个模糊的影子，站在父亲面前，说：“周书记，我们相信你。”
父亲伸出手，想抓住他们，但他们像烟一样散了。
苏清越在梦中惊醒，满脸泪水。
窗外的雨还在下，天色已经暗了。
监护仪显示，心率128，血氧95%。
她看着那些数字，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浸透骨髓的、背负着太多人期待的累。
但她不能停。
因为父亲停过，那三个人永远停了。而她，是那个接过接力棒的人。
手机震动，是“z”发来的新消息：
“陈国栋已安全转移。原始评估报告找到，与账目完全不符。证据链补齐。中央决定，近日对张某采取组织审查措施。你功不可没。静养，勿念。”
苏清越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她关掉手机，闭上眼睛。
胸口还是疼，但好像轻了一些。
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
远处，城市的灯火在雨幕中晕开，像一颗颗不肯熄灭的星。
监护仪的曲线在屏幕上跳动。
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顽强地跳动。
像那些沉默了几十年的人，终于等到了发声的时刻。
像她自己，终于看到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