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通知摆在桌上，红头文件，黑色字体，每一行都透着庄重。苏清越看了三遍，确认会议地点确实在北京西郊的法官进修学院，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有她的名字。
“这次论证会规格很高。”孙主任坐在对面，眼镜片后的目光严肃，“环资庭的庭长亲自牵头，还有全国人大法工委、司法部、生态环境部的同志参加。咱们省就两个名额，你代表基层法院的声音。”
“我准备讲三个方面：取证难、鉴定贵、裁判尺度不统一。”苏清越翻开笔记本，“每个问题我都准备了案例和数据。”
“不够。”孙主任摇头，“这种会上，光讲问题没用，关键要有解决方案。你要提出具体的条文修改建议，最好能附上草案文本。”
苏清越一愣：“条文草案？我只是基层借调人员……”
“借调人员怎么了？”孙主任难得地笑了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上，只看谁说得有道理。你那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建议稿，我看了，很有见地。就按那个思路深化，写成一个完整的条文建议稿。”
接下来的两周，苏清越进入了工作狂模式。
她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十点离开。电脑屏幕上永远开着三个窗口：一个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草案，一个是她正在修改的条文建议，还有一个是全省环境资源案件的数据库。
她发现，要提出有说服力的建议，光有基层经验不够，还需要宏观视野。于是她借阅了全国近五年环境公益诉讼的全部裁判文书，统计了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和金额；她研究了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欧盟《环境责任指令》的立法经验；她甚至请教了省环保厅的技术专家，了解环境损害鉴定的实际操作难点。
周三下午，她照例去民四庭旁听合议。今天讨论的是一起跨省污染案——上游a省的化工厂排污，导致下游b省的渔业损失。案子已经在基层法院判了，化工厂上诉到省高法。
合议庭三位法官意见分歧。
“一审判决赔偿数额过高，三千五百万，企业可能承受不起。”主审法官说，“而且损害因果关系鉴定存在瑕疵。”
“但渔业损失是事实。”另一位法官反驳，“环保部门的监测报告显示，那段时间河水苯系物超标八十倍。”
“超标和渔业损失的因果关系，需要更直接的证据。”第三位法官说，“比如死鱼样本的毒理学分析。”
赵明看向旁听席：“小苏，你怎么看？”
突然被点名，苏清越整理了一下思路：“我查了类似案例的判决情况。跨省污染案件，难点往往不在事实认定，而在管辖和执行的协调。建议在合议时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是否应该追加a省环保部门为第三人？第二，赔偿款项如何确保用于生态修复？第三，如果企业无力赔偿，能否探索分期支付或替代性修复方案？”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追加第三人……这个思路有意思。”主审法官若有所思，“如果能通过这个案子推动两省环保部门的协作，价值可能超过赔偿本身。”
赵明点点头：“小苏，会后你把这三个问题的详细建议写个备忘录给我。”
“好的。”
散会后，赵明特意留下她：“下个月我要去最高人民法院汇报工作，正好是你去开会的时间。到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争取，把跨省污染协调机制写进司法解释。”
“我会准备好材料。”
回研究室的路上，苏清越手机响了。是周维。
“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有事跟你说。”
两人约在省高法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周维看起来有些疲惫，眼睛里带着血丝。
“又加班了？”苏清越问。
“一个国企老总的案子，查了三个月，终于有突破了。”周维揉揉太阳穴，“但阻力也越来越大。昨天有人通过关系找到我爸，想‘反映情况’。”
“周伯伯怎么说？”
“他说：‘依法办事，该查的查，该办的办。’”周维笑了笑，“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这个案子牵扯面太广。”
菜上来了，两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周维突然说：“清越，你那个鑫旺化工案，环保协会上诉了。”
苏清越筷子停在半空：“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上诉状直接递到省高法，我看见了。”周维压低声音，“上诉理由之一，是原审法院未支持惩罚性赔偿‘于法无据’。他们引用了你那篇论文的观点。”
“这……”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周维看着她，“好事是你的观点得到了当事人认可；坏事是，这个案子现在成了‘典型’，各方都会盯着。二审怎么判，可能影响全省同类案件的走向。”
苏清越放下筷子：“二审在民四庭？”
“应该是。但现在还没分案。”周维顿了顿，“清越，如果你被安排参与这个案件的合议，你会回避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苏清越沉默了很久：“从程序上说，我不需要回避。我只是原审的书记员，不是审判人员。但从实质公正的角度……”
“你会怎么做？”
“如实提供原审情况，但不对实体问题发表意见。”苏清越说，“这是底线。”
周维点点头：“我相信你。不过清越，你要知道，在有些人眼里，你已经是‘环保激进派’的代表了。这次去最高人民法院开会，你的发言可能会被过度解读。”
“那我也要说真话。”苏清越目光坚定，“如果连专业讨论都不能说真话，那改革还有什么希望？”
周维看着她，眼神复杂：“有时候我真羡慕你，这么纯粹。我在纪委工作三年，见过太多妥协和交易，有时候都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了。”
“你没有忘。”苏清越轻声说，“如果你忘了，就不会查那个国企老总的案子查三个月，就不会顶着压力坚持。”
周维苦笑：“也许吧。来，吃饭。”
饭后，两人沿着街道慢慢走。秋夜的风已经有些凉意，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清越，你什么时候去北京？”周维问。
“下周三。”
“我下周四也要去，中央纪委有个培训。”周维笑了，“这么巧。到时候有空的话，一起吃饭？我知道北京有家不错的涮肉。”
“好。”
走到省高法宿舍楼下，周维停下脚步：“对了，有件事得提醒你。你们研究室有个叫刘海洋的，是赵立民的外甥。你注意点。”
苏清越心里一紧：“他怎么会在省高法？”
“借调，跟你一样。”周维说，“不过比你早来三个月。赵立民在省里有些人脉，把他弄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