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差不多。老李家的菜地不长菜了，张婶家的鸡死了好几只……”王大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这是我们自己取的水样，还有照片。”
苏清越仔细看了照片。有些是井水的特写，有些是庄稼枯黄的样子，还有一张是死鸡的照片，羽毛脱落，死状可疑。
“这些材料，你们愿意作为证据提交吗？”
“愿意！只要能解决问题，怎么都行！”王大姐眼睛红了，“苏法官，我们不是要多少钱，就是想让厂子别再排污了。这地方我们住了三代人，不想搬，也搬不起啊……”
从王大姐家出来，苏清越又走访了另外几户村民。情况大同小异：井水污染，健康受损，投诉无门。有位老人拉着她的手说：“闺女，当官的要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
这句话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
下午，她去了鑫旺化工。门卫听说她是法院的，很紧张，说要请示领导。等了二十分钟，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自称是办公室主任。
“苏法官，您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们好安排接待。”主任笑容热情，但眼神警惕。
“我只是来看看整改情况。”苏清越说，“听说你们的新设备运行得很好？”
“非常好！投资了三千多万，全部进口设备。”主任赶紧带路，“我带您参观一下。”
污水处理车间确实很先进，巨大的罐体，精密的仪表，工人们穿着制服操作。但苏清越注意到，车间的外墙有修补的痕迹，地面也有水渍。
“这里之前漏过水？”她问。
主任脸色微变：“哦，那是……管道调试时的正常情况，早就修好了。”
“我能看看老厂区吗？”
“老厂区已经停用了，没什么好看的……”主任试图推脱。
“看看也无妨。”
老厂区在工厂后面，一排低矮的厂房，墙上还写着“安全生产”的标语，但字迹已经斑驳。苏清越走到一处窨井盖旁，蹲下身。井盖边缘有潮湿的痕迹，泥土颜色发暗。
她用手摸了摸，放在鼻尖闻了闻——有淡淡的化学品气味。
“这里还有管道吗？”
“没……没有了，都废弃了。”主任额头冒汗。
苏清越没再追问。她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
离开工厂时，她在门口遇见了一群人——正是清水湾的村民，举着“还我清水”“严惩污染”的牌子，在门口静坐。看见她，村民们围了上来。
“苏法官，您看到我们的水了吗？”
“法官同志，要为我们做主啊！”
主任赶紧叫人驱散村民，把苏清越护送到车上：“苏法官，这些人无理取闹，您别听他们的。我们企业每年纳税几千万，解决几百人就业……”
车子开动了。苏清越回头看去，村民们还站在工厂门口，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回到省城已经晚上七点。苏清越没有回宿舍，直接去了办公室。她把今天收集的材料整理出来：村民的证言、照片、水样检测记录（她用简易试剂盒测的），还有在工厂看到的可疑痕迹。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鑫旺化工的整改并不彻底，污染仍在继续。
她把这些材料补充进审理报告，特别加了一段：“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惩戒过去的行为，更在于预防未来的损害。当侵权人未能彻底整改，甚至继续实施类似行为时，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就尤为突出。”
写完报告，已经是深夜。她站在窗前，看着城市的夜景。远处，省高法大楼的灯还亮着几盏，像黑夜中守望的眼睛。
手机震动，是周维。
“听说你今天去云湖了？”
“你怎么知道？”
“我有我的渠道。”周维声音严肃，“清越，你单独去调查，太冒险了。如果被人抓住把柄，说你单方接触当事人，会影响案件公正性。”
“我只是去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可以通过正规程序。”周维顿了顿，“我知道你是好心，但规则就是规则。法官私下调查，容易授人以柄。”
苏清越沉默。她知道周维说得对，但她也知道，有些真相不走下去就看不见。
“周维，”她轻声问，“如果你是我，看到那些村民的样子，你会怎么做？”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也会去。”周维终于说，“但我会更小心。清越，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同事，有组织。下次这种事，至少叫个人一起去。”
“我记住了。”
“还有，”周维声音低沉，“我查了一下鑫旺化工的背景。它的第二大股东，是省国资委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也就是说，这家企业有国资成分。”
苏清越心里一沉。这意味着案件更复杂了。
“所以阻力会更大？”
“可能会。但这不是你退缩的理由。”周维说，“只是提醒你，要做好充分准备。证据要更扎实，说理要更充分。”
挂了电话，苏清越重新打开报告。她一遍遍检查每个事实的准确性，每条法律依据的适用性，每个结论的逻辑性。
她要写的不仅是一份审理报告，更是一份宣言——关于司法如何面对权力，法律如何守护弱者的宣言。
窗外，夜色深沉。但黎明总会到来。
而她，将手持法律的灯，照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哪怕只是一束微光，也要坚持点亮。
因为她宣誓过。忠于宪法，忠于人民。
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