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室外的走廊，时间像是凝固了。
苏清越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看着那盏刺目的红灯。李梅和其他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的啜泣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秒针每跳一下，都像是敲在心上。
门开了，主治医生走出来，白大褂上沾着斑斑点点的污渍。
“暂时稳定了。”医生摘下口罩，脸上写满疲惫，“但肾衰竭不可逆，必须马上安排透析。另外，病人的求生意志很弱，这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麻烦。”
苏清越走上前：“什么意思？”
“她不想活了。”医生直言不讳，“昏迷中一直在说‘让我走’‘不想拖累人’。身体上的治疗我们可以做，但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家人多关心。”
李梅哭出声来：“刘婶哪还有家人啊……老伴走了，儿子在外地打工，一年回不来两次……”
“先安排治疗。”苏清越对医生说，“费用我们来协调。您尽管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
医生点点头，又补充了一句：“你们最好找个人陪她说说话。人是需要念想的，有了念想，才能撑下去。”
医生离开后，苏清越在长椅上坐下。雨夜的风从走廊尽头的窗户吹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她看着抢救室紧闭的门，想起了刘玉芬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了那本写满“为什么”的算术本。
“苏常委，”李梅擦了擦眼泪，“您去忙吧，这里有我们守着。您办的是大事，不能耽误。”
“再大的事，也比不过人命。”苏清越轻声说，“但您说得对，我得去把该办的事办了。刘阿姨这里，就拜托你们了。有任何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站起身，最后看了眼抢救室的门，转身离开。
走出医院时，雨已经停了，但夜风更冷了。苏清越裹紧外套，上车，却没有立刻发动。她靠在方向盘上，闭上眼睛，让疲惫和压力在黑暗中释放几秒。
手机震动，是周维。
“清越，刘阿姨怎么样？”
“暂时稳定了，但情况不乐观。”苏清越睁开眼睛，“你那边呢？”
“有重大突破。”周维的声音透着兴奋，“技术处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了赵立民的位置！”
“在哪？”
“邻省一个县级市的小宾馆里。公安已经布控，随时可以抓人。”
苏清越坐直身体：“他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我们分析了他的手机信号、交通购票记录、宾馆登记信息。”周维解释，“发现他用了假身份证，但支付时用了自己的银行卡。就是这张银行卡，暴露了他的位置。”
“假身份证，真银行卡……”苏清越皱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所以技术处判断，他可能不是主动逃跑，而是被人‘安排’藏起来的。”周维说，“用假身份证是为了躲避追踪，但用真银行卡是因为——他根本没想到我们会查得这么快、这么深。”
这个分析有道理。如果赵立民是主动潜逃，肯定会切断所有可追踪的线索。但现在看来，他只是仓促躲藏，很多痕迹都没来得及清理。
“什么时候抓人？”
“现在。”周维说，“市纪委已经协调当地纪委监委和公安，联合行动。你在医院还是单位？要不要一起过去？”
“我马上回单位。”
车子驶入夜色，苏清越的大脑飞速运转。赵立民被抓，意味着又一条线要突破。作为前法院副院长、现司法局局长，他知道的秘密可能比张建国更多，尤其是关于“上面人”的事。
如果能拿下赵立民，这个案子就真的能撕开一个大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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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云湖区纪委监委三楼会议室灯火通明。
大屏幕上正在直播抓捕行动。画面有些模糊，但能看到便衣民警和当地纪检干部包围了一家小宾馆。宾馆招牌上的霓虹灯缺了几个字，在夜色中显得破败。
“目标在306房间。”耳机里传来现场指挥的声音，“确认只有一人，没有武器。”
“行动。”
画面里，几个人快速上楼，敲门。门开了条缝，随即被强行推开。短暂的骚动后，一个人被带出来，戴着手铐，头上罩着衣服——正是赵立民。
抓捕过程很顺利，没有反抗，没有意外。但苏清越看着屏幕，心里却涌起不安。太顺利了，顺利得不正常。
“人已经控制，正在往回带。”周维摘下耳机，“预计天亮前能到。”
“审讯怎么安排？”老陈问。
“先体检，然后直接审讯。”苏清越说，“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尤其是要问清楚，是谁通知他跑的，跑到那个小宾馆是谁安排的。”
“赵立民是老政法，反侦查意识很强。”老陈提醒，“可能比张建国还难突破。”
“我知道。”苏清越走到白板前，写下几个关键词：赵立民、法院、拆迁诉讼、保护伞、资金流向。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技术处，赵立民的所有通讯记录、银行流水、出行记录，整理出来没有？”
“正在做。”小王回答，“但有个问题——赵立民的手机在逃跑前就销毁了，sim卡被折断扔进了河里。我们只能恢复部分云端数据。”
“能恢复多少？”
“通讯录、部分聊天记录、一些照片和文件。”小王调出数据，“但关键信息可能都被删除了。”
苏清越不意外。赵立民是司法局局长，懂法，也知道怎么对抗调查。销毁证据是基本操作。
“那就从外围突破。”她看向老陈，“赵立民的家人控制了吗？”
“控制了。妻子在单位上班时被带走，儿子在学校，我们派人去接了。”老陈说，“但他妻子很镇定，什么都不说。儿子才十五岁，什么都不知道。”
“赵立民有什么软肋？”
“儿子。”周维接过话，“他老来得子，对这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我们查过，他儿子读的是私立学校，一年学费二十多万。他给儿子请的家教，一小时五百块。这些开销，都远超他的合法收入。”
又是一个突破点。和张建国一样，为了子女，不惜铤而走险。
“等他到了，先用这个突破。”苏清越说，“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另一条线——境外资金。”
大屏幕上切换出复杂的资金流向图。五百万美元，八个境外账户，八套房产……这些数字和图表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刺眼。
“技术处做了深度分析。”小王开始讲解，“我们发现，赵大勇的资金外逃路径非常专业。他不是简单的通过地下钱庄转钱，而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三层洗钱网络。”
他调出新的图表：
“第一层，国内。通过虚报工程款、压低补偿标准等方式套取现金，然后通过张建军这样的‘白手套’公司走账，做成合法业务收入。”
“第二层，离岸。资金通过贸易项下或投资项下转移到bvi、开曼群岛等地的空壳公司，切断与国内的直接联系。”
“第三层，落地。资金从空壳公司转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个人账户，用于购房、投资、消费。”
“整个过程中，资金被切割成无数小额交易，通过多个中间账户周转，最后像拼图一样在境外重组。如果不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仅靠人工排查，根本不可能理清全貌。”
苏清越听着，心里越来越沉。这么专业的操作，不是一个拆迁公司老板能想出来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甚至有专业团队运作。
“能追溯到最终受益人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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