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棉纺厂老厂区，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里。
苏清越把车停在两百米外的路边，徒步走进这片废弃多年的区域。残破的围墙、长满杂草的道路、倒塌的厂房骨架——这里像一座工业时代的坟墓，在城市的扩张中等待着被彻底抹去。
但她知道，宏达地产的开发计划已经公示。推土机随时可能进场。
她必须赶在那之前找到东西。
刘玉芬的女儿张秀英昨晚在电话里说得很含糊：“我妈以前在细纱车间做挡车工，三班倒。她说最喜欢上夜班，安静，没人打扰。后来厂子倒了，她偶尔还会回来，说想看看自己工作过的地方。”
细纱车间在哪儿？
苏清越打开手机电筒，沿着主路往里走。路两旁的梧桐树已经长得遮天蔽日，树根把水泥路面拱得支离破碎。晨雾在光束中翻滚，像有生命般缠绕着她的脚步。
左臂的伤疤又开始隐隐作痛。医生说这是神经损伤的后遗症，阴雨天和疲劳时会加剧。她深吸一口带着霉味的空气，继续往前。
转过一个弯，眼前出现一排红砖厂房。墙上的标语还依稀可辨：“大干一百天，生产创高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字体斑驳，但当年的热血仿佛还凝固在砖缝里。
她找到了“细纱车间”的牌子——铁皮已经锈蚀，歪斜地挂在门框上。
门是虚掩的。苏清越推开门，手电筒的光束切开黑暗。巨大的车间空旷得吓人，一排排纺纱机的骨架还立在那里，像史前巨兽的化石。地上散落着纱锭、铁件、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留下的啤酒瓶。
她开始寻找。车间的角落、机台下面、更衣室的柜子……但什么都没有。月饼铁盒不大，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窗外的天色渐渐发白。晨雾开始散去，远处的城市轮廓浮现出来。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手电筒的光扫过墙角的一个配电箱——那种老式的铁皮箱子，离地一米五左右，表面锈迹斑斑。
但箱门把手上，没有锈。
苏清越走近。箱子表面全是锈，唯独那把黄铜把手，被人摩挲得发亮。最近有人开过这个箱子。
她掏出手套戴上，小心地拉开箱门。里面没有电线和开关，只有厚厚的灰尘。
还有，一个红色的月饼铁盒。
盒子很旧，铁皮上的嫦娥奔月图案已经褪色，边角有锈迹。苏清越的心跳加快了。她轻轻取出盒子，很沉，里面有东西。
打开盒盖。
最上面是一沓发黄的信纸，用橡皮筋捆着。下面是几本巴掌大小的笔记本，还有几张照片。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用蜡封着。
苏清越拿起最上面的信纸。是刘玉芬的笔迹，工整得不像只读过小学的老人：
“2007年3月15日，今天又去区里上访。王主任说材料丢了，让我重新交。我知道他没丢，就是不想管……”
“2008年9月7日，李科长答应帮我查，但让我‘表示表示’。我没钱，只能给他买了两条烟。他说不够……”
“2009年11月23日，听说赵立民要升官了。他拆了我们厂宿舍，盖了商品房，自己赚得盆满钵满。我们这些老工人，连安置房都没拿到……”
一页页翻下去，是老人十年的维权记录。每一次上访，每一次被推诿，每一次微薄的希望和更深的绝望。
但翻到最后一页时，苏清越的手停住了。
那不是日记，是一份名单。
标题写着：“收过钱的人”。
下面列了七八个名字，后面跟着时间、金额、事由。金额都不大，三五百，一千两千，最多的一次五千。事由栏写着“帮忙递材料”“请领导吃饭”“疏通关系”。
这些名字里，有苏清越熟悉的——街道办的王强就在其中，后面写着“2015年3月，500元，说帮我催安置房”。
但真正让她呼吸停滞的，是名单最后那个人名。
宋建国。2010年5月，2000元，说能让我老伴的工伤认定通过。
时间：2010年5月。
正是宋建国在案管室主任任上，处理王建国“情节轻微”案子的那个月。
苏清越继续翻。盒子里那些小笔记本，是更详细的记录。刘玉芬用她有限的识字能力，记下了每一次送钱的细节：时间、地点、对方说了什么、收了钱后的承诺。
关于宋建国的那一页，字迹格外用力：
“2010年5月10日，下午三点，区信访局旁边的茶馆。宋主任说，我老伴的工伤认定材料不全，他认识人，可以帮忙。我给了他两千块，那是我攒了半年的药费。他说一周内给我消息。”
“2010年5月20日，没消息。我去问，宋主任说还在办。”
“2010年6月15日，老伴走了。工伤认定还是没下来。我去找宋主任，他说钱已经打点了，事情没办成，钱不退。”
“骗子。都是骗子。”
最后四个字，写得又深又重，几乎划破纸页。
苏清越闭上眼睛。她能想象那个场景——一个失去丈夫的老妇人，拿着攒了半年的药费，以为能换来一点公道。结果钱没了，人也没了，只剩下绝望。
而宋建国，用这两千块干了什么？是装进了自己口袋，还是真的去“打点”了？如果是打点，打点给了谁？
她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蜡封已经脆化，轻轻一碰就碎了。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份文件。
照片是老式胶卷冲洗的，有些模糊。第一张：棉纺厂大门，一群人拉着横幅“还我宿舍”。第二张：拆迁现场，推土机和人对峙。第三张……
苏清越的手抖了一下。
第三张照片上，是赵立民——当时的云湖区委书记，后来因云湖案被判刑。他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正和一个人握手。那个人背对镜头，但苏清越认得那个背影。
宋建国。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2010年4月28日，赵书记来视察拆迁进度。宋主任作陪。”
时间又对上了。2010年4月，正是王建国案被“情节轻微”处理的前夕。而赵立民，是王建国的“保护伞”之一。
最后那份文件，是一份复印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人刘玉芬的老伴，申请事由“长期接触棉尘导致尘肺病”。申请表上，审批意见栏空着，但角落里有一个铅笔写的签名缩写：s.g。
宋建国的拼音缩写。
以及，一个电话号码。
苏清越立刻拿出手机，拍下所有材料。然后把东西原样放回铁盒，准备离开。
就在她关上配电箱门的瞬间，车间外传来了脚步声。
很轻，但不止一个人。
苏清越迅速关掉手电筒，躲到一台纺纱机后面。晨光从破窗户照进来，勉强能看清车间的轮廓。
两个男人走进来。都穿着深色夹克，戴着帽子，看不清脸。
“确定在这里？”一个低声问。
“张秀英说的，她妈常来这儿。”另一个说，“分头找。”
两人开始在车间里搜索。苏清越屏住呼吸，慢慢往后退。她的左臂又开始抽痛，她咬紧牙关。
其中一个人走到了配电箱附近。他拉开门，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盒子不见了。”他的声音沉下来。
“有人先来了。”
两人同时停下动作，警惕地环顾四周。苏清越能看见他们腰间鼓起的形状——枪。
她的手摸向口袋，里面只有手机和车钥匙。没有武器，连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找。”第一个人说，“肯定还在附近。”
他们开始更仔细地搜查。苏清越计算着距离——离门口大约二十米，中间没有遮挡。如果冲出去，她跑不过子弹。
但留在原地，迟早会被发现。
她想起手机。悄悄拿出来，调到静音，给周维发了条定位信息，加上两个字：“危，报警。”
刚发送成功，一只手突然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
苏清越本能地挣扎，但那只手很有力。另一个男人出现在她面前，眼神冰冷。
“苏委员，真巧。”捂着嘴的男人在她耳边说，“把东西交出来，我们让你走。”
苏清越停止挣扎。她需要时间。
男人松开手，但枪口抵住了她的腰。
“什么东西？”她问，声音尽量平静。
“刘玉芬的铁盒。”面前的男人伸出手，“别装傻，我们知道你拿到了。”
“你们是谁的人？”
“这你不用管。”男人不耐烦了，“盒子。”
苏清越慢慢从外套内袋里拿出铁盒。但她没有递过去，而是说：“这里面有宋建国的受贿记录。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帮他销毁证据？”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这个反应让苏清越确认了——他们是宋建国的人，或者说，是宋建国背后那个利益集团的人。
“你很聪明。”捂她嘴的男人说，“但聪明人通常死得早。”
他伸手来拿盒子。就在这一瞬间，苏清越猛地将盒子往旁边一扔！
铁盒在空中划出弧线，砸在一台纺纱机上，发出哐当巨响。两个男人的注意力被吸引的刹那，苏清越转身就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