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进驻的次日，看守所内的空气明显不同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和窥视感并未消失，但多了一种紧绷的、公事公办的秩序。看守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即便是最刻板的管教，言语举止间也多了几分谨慎，少了几分随意。
放风恢复了。当苏清越再次踏入那个熟悉的天井时，阳光刺眼，她微微眯起了眼睛。天空是北方冬日少见的湛蓝，空气冷冽而清新。她沿着固定的路线慢慢走着，每一步都踩得坚实。她知道，无数道目光正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她——有工作组的，有看守所的，也有隐藏在暗处、属于对手的。
她看到对面监区，刘芳也被带出来放风了。两人隔着一道铁丝网和宽阔的隔离带，距离很远，无法交流。但苏清越注意到，刘芳身边多了两名陌生的女看守，看似陪同，实则可能是工作组安排的临时保护或监视。刘芳的脸色依旧苍白，但走路时背挺直了一些，眼神偶尔会快速扫过周围，带着警惕，却也有一丝之前没有的、极其微弱的活气。
工作组没有食言。下午，李管教通知她：“苏清越，你的律师陈佩文申请会见，已经批准。现在过去。”
会见室内，玻璃隔板后的陈佩文看起来比上次更加疲惫，但双眼却亮得惊人，那是找到关键线索后的锐利光芒。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卷宗和笔记本电脑。
“苏清越同志，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 陈佩文开门见山，语速快而清晰，“你上次提供的信息——关于那笔资金‘身份编码’和‘起点’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
苏清越精神一振，身体微微前倾。
“我们通过合法渠道，调取了工行江a支行在涉案时间段的内部监控录像和柜台操作日志。” 陈佩文压低声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监控显示，上月十五日，确有一名叫李娟的女性，持相关证件和手续，提取了五十万美元现金，号码段为b至b，与你之前获悉的完全一致。”
果然！
“但是，”陈佩文话锋一转，眼神锐利，“关键点在于取款后的监控盲区。银行外部监控显示，李娟提着装现金的银行专用袋离开后，步行进入了隔壁一条小巷，巷口停着一辆无牌照的灰色面包车。李娟上车后约三分钟，车辆驶离。我们追踪了这辆车的轨迹，它并未驶向你在北京的住处方向，也没有前往任何与王志可能交接的地点，而是直接开往了城郊结合部的一个物流仓储区，进入了其中一个仓库。该仓库的租赁方，是一个注册在东州的空壳贸易公司，法人代表与王洪生有间接关联。”
“现金没有直接交给王志？而是去了东州关联的仓库？” 苏清越立刻抓住了核心。
“没错。更关键的是，我们对仓库进行了秘密调查（通过其他合规途径），发现那里有专业的现金处理设备，包括点钞机和塑封机。也就是说，那五十万美金在进入你办公室之前，很可能在那个仓库里被重新清点、塑封，甚至可能进行了某些‘加工’——比如，如何让你的指纹‘自然’地出现在包装上。” 陈佩文语气沉重，“这是典型的事后栽赃预备环节。如果现金是正常行贿交接，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
“王志的供述……”
“王志的家属已经向我们求助，称王志被带走后曾短暂回家一次，神情恍惚，身上有不明淤青，随后再无消息。我们已正式向办案机关提出对王志进行伤情鉴定和核实其供述自愿性的申请，并指出其供述中关于交接地点、方式的描述，与银行及仓库监控反映的现金实际流向存在根本矛盾。”陈佩文顿了顿，“另外，关于刘芳。”
苏清越屏住呼吸。
“我们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关于刘芳可能被胁迫作伪证、及其掌握关键账本副本线索的紧急情况反映。工作组介入后，已将她列为重点保护证人。目前她暂时安全，但对手对她的压力肯定还在。我们正在依法申请调取她藏匿的账本副本，并推动对她所谓‘挪用公款’案的重新审查。”陈佩文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会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工作组同意，在严格监控下，安排你与刘芳进行一次简短的、目的仅限于核实相关情况的当面谈话。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机会。”
与刘芳当面谈话！这无疑是工作组释放的强力信号，也是反击的关键一步！
“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地点在看守所的特别谈话室，工作组和双方律师都会在场。”陈佩文叮嘱，“你需要做好准备，问题要聚焦，直指核心矛盾，尤其是现金流转的 contradiction（矛盾），以及张为民逼迫她的具体细节。不要给她太大压力，她现在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但她的证词至关重要。”
“我明白。” 苏清越重重点头，心中迅速盘算着要问的问题。
“最后，还有个消息。”陈佩文表情有些复杂，“周维同志……已经恢复自由，并接受了内部审查，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正配合吴正平厅长，在外围全力开展工作。他让我转告你，” 陈佩文模仿着周维的语气，低沉而坚定，“‘坚持住，我们都在。东州的账，一笔也跑不了。’”
周维没事了！还在外部行动！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让苏清越多日来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内外联动，局面正在逆转。
“谢谢您，陈律师。也请转告周维和吴厅长，我这里，顶得住。” 苏清越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
会见结束。苏清越回到监室，心潮澎湃。证据链的伪造环节已经被抓住尾巴，刘芳这个关键证人被保护起来并即将对质，周维在外虎视眈眈……反击的序幕，已经由外而内，悄然拉开。
但她也深知，对手绝不会坐以待毙。张恒、赵卫国，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在遭受如此重击后，必然会疯狂反扑。明天的对质，绝不会一帆风顺。
她需要为明天做好万全准备。她开始在心里一遍遍模拟与刘芳对话的场景，预判对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恐惧、犹豫、甚至再次翻供），并思考如何用最清晰、最有力的问题引导出真相，同时避免刺激刘芳或被对手抓住把柄。
夜晚，她睡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和反复推演中度过。
第二天上午，天气阴沉。苏清越被带到一间比普通谈话室更宽敞、设备更齐全的特别谈话室。房间中间是一张长条桌，一侧坐着工作组的三名代表（检、警、政法委各一），以及陈佩文律师。另一侧，坐着刘芳，她身边也有一名指派的援助律师和一名女工作人员（可能是心理辅导员或保护人员）。苏清越被安排坐在长桌的一端，与刘芳斜向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