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五十六分，指挥室的屏幕上三组绿灯依次亮起。陈东指尖轻点耳机开关，声音压得平稳：“各单位注意，六点整准时行动。目标——切断源头。”
他话音落下不到两分钟，第一声确认从频道里传来：“一号到位，封锁完成。”
紧接着是第二组：“二号就位，电源切断正常。”
第三组稍迟三秒，但回应干脆：“地下入口控制，无异常接触。”
六点整，陈东按下通话键：“行动开始。”
侯亮平带队冲进城南那栋不起眼的写字楼时，楼道里的感应灯刚亮。他们没走正门，而是从消防通道翻上三楼，一脚踹开后窗防护栏。屋内三人正围在电脑前打印文件，抬头看见黑洞洞的枪口，手直接僵在半空。
“别动！双手抱头！”
侯亮平一个箭步上前，按住主机箱电源。技术员立刻接上数据拷贝器，屏幕上的转账记录还在滚动——一笔五百万元的款项，用途写着“项目咨询费”，收款方是注册在境外的空壳公司。
“服务器不许关。”侯亮平盯着财务人员，“你们现在做的每一步操作，都会被记录。配合，是唯一出路。”
与此同时，开发区那家挂着“宏远企业管理咨询”牌子的办公室也被控制。突击队员掀开地毯，撬开地砖，下面藏着一台微型服务器，连着独立供电线路。硬盘正在自动擦除数据，但技术人员及时接入中断程序，保住了最后七十二小时的操作日志。
老城区的地下档案室最难摸清位置。根据前期情报，那里原本是九十年代一家国企的资料库，后来废弃多年。行动组靠一张手绘结构图，在墙体夹层里找到了暗门。里面堆满牛皮纸袋，标签上写着不同年份和编号，翻开一份，里面全是手写行贿名单，金额、时间、对接人一清二楚。
“找到三个签名重复出现。”现场指挥低声汇报，“其中一个名字，跟财政局去年审批的专项拨款名单对上了。”
陈东坐在指挥室，听着各路传回的信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应急通讯中继装置运行稳定，语音清晰，没有延迟。他调出地图界面，看着代表各小组的光点陆续变绿，心里那根绷了两天的弦，终于松了一寸。
但还没完。
八点十四分，押运账本的车辆gps信号突然中断。技术组立刻报警，陈东调出最后定位轨迹，发现车子偏离原定路线，拐进了西郊一片废弃厂区。
“不是故障。”技术员摇头，“信号是被物理屏蔽的，要么进了封闭空间，要么有人动手脚。”
陈东闭眼，意识沉入玉简，默念【启用高精度定位回溯】。几秒后，一组坐标浮现——车辆最后一次活动位置位于旧机械厂三号车间，距离主干道约一点二公里，周边无监控覆盖。
他抓起对讲机：“通知就近巡警支队，在园区东、北两个出口设卡拦截。侯亮平，你带机动组过去，带上纪检随行员。”
二十分钟后，消息传来：车被拦下，司机声称“临时接到调度改道”，但随车纪检员当场作证，对方试图绕开高速检查站。账本完好，未开封。
“换人。”陈东直接下令，“所有押运任务重新分配，用沙办备案的直通名单。”
九点零七分，第一批证据入库省纪委专案保管库。陈东亲自核对清单，每一项都标注了提取时间、地点、见证人。他签完字，把原件交还工作人员，转身回到指挥室。
墙上的作战图已经被重新标记。原先分散的节点如今连成一条线，从基层财务到中间洗白环节，再到资金最终流向的几家公司，脉络清晰。他在链条顶端画了个圈，写下两个字：刘新建。
这个名字出现在三份原始凭证的审批栏里，虽未直接署名，但笔迹特征与早年档案一致。更关键的是，其中一笔两千万元的资金流转，备注写着“赵总指示”，而经手账户正是刘新建曾经掌控的省国资平台下属子公司。
陈东没急着对外公布。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九点二十五分，侯亮平返回指挥室，风尘未洗，衣服沾着灰。他递过一份审讯记录：“财务主管开口了。他说指令来自‘上面’，每月初由专人电话下达转账名单，完成后销毁纸质单据。”
“有没有提具体人名？”
“没敢说全。但他记了个号码，说是每次打来的专线。”
陈东接过记录，翻到最后一页。那个号码他见过——在赵瑞龙名下某家酒店的内部通讯录里，登记为“特别事务联络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