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还握在手里，通话结束的忙音早就断了，陈东却没立刻放下。他盯着屏幕，指尖轻轻划过通知栏那条加粗的会议提醒——“紧急召集，九点整，省委三号会议室”。刚才侯亮平的声音还在耳边：“你那份材料，被列为重点议程。”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面上，起身整理西装下摆，袖口微动，那对刻着“法正民安”的袖扣在灯光下闪过一道不张扬的光。墙上的省地图依旧贴着十几张便签，红笔圈出的最北边城市还没干透，墨迹边缘微微发散。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夹，转身出门。
走廊安静，脚步声清晰。窗外阳光比上午偏了些，照在对面墙上，映出一道斜长的轮廓。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稳。脑子里过了一遍昨晚改到凌晨的《五年治理路线图》内容，又想到会上可能遇到的质疑。系统界面在意识里一闪而过，积分余额停留在十二万三千五百，可他没动兑换的念头。现在不是靠外力的时候。
省公安厅联席会议定在九点半开始。等他推开会议室门时，里面已经坐了大半人。沙瑞金坐在主位左侧，见他进来，微微颔首。陈东点头回应，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没人说话，只有纸张翻动和笔尖划过本子的声音。
主持人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开场说了几句形势，便转入议题：基层警力配置失衡问题。话音刚落，几位地市公安局长就接上了话茬。
“我们市辖区年均接警量全省第三，编制却倒数第五。”
“装备更新十年才轮一次，去年破获一起涉毒案，用的还是五年前的检测仪。”
“不是不想干，是实在撑不住。”
争论逐渐升温，有人拍了桌子，有人冷笑。焦点全集中在“要人”“要钱”上，谁也不提怎么用、用得好不好。陈东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点，像是在计算什么。
讨论持续了近四十分钟，意见越说越杂，方案却没一个成型。眼看主持人准备收尾，陈东抬起手，“我补充一点。”
全场静了一瞬。几道目光扫过来，有好奇，也有审视。
他站起身，语气平稳：“刚才各位提到的困难我都记下了。但我想问一句——是不是经费多了、人多了，问题就一定能解决？”
有人皱眉。角落里一个老资格的副局长低声嘀咕：“站着说话不腰疼。”
陈东没理会，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a3纸，递给工作人员。“这是我做的十三个试点单位执法效能对比图。横轴是年度办案量，纵轴是群众满意度，气泡大小代表人均行政负担。你们看，效能最低的单位，既不是经费最少的，也不是编制最少的，而是流程重复率最高的。”
投影幕布亮起，图表清晰呈现。有人凑前看了看，眉头松了些。
“我不是质疑一线辛苦，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辛苦，才更该让付出被看见、被优化。”他继续说，“比如文书录入，一个派出所平均每年处理三百起纠纷，若能通过标准化模板减少三分之一时间，相当于多出一名在岗辅警。这不是省人力，是释放战斗力。”
会场安静了几秒。
“听着挺玄乎。”一位地市局长开口，“你说的这套标准，真能在派出所推得下去？别到时候搞成填表竞赛，反而加重负担。”
“所以我不建议全面铺开。”陈东答得干脆，“先选三个单位试点，数据接口已备妥，只需开放三个月执法记录和结案反馈。模型运行后，结果公开，由各单位自己判断要不要跟进。”
沙瑞金这时开口：“你这模型，多久能出第一轮评估？”
“二十个工作日内。”陈东转向他，“如果数据真实完整，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卡点环节——是审批拖沓，还是协调不畅，或是权责模糊。”
沙瑞金没再问，只是点了点头。
会议结束得比预想早。散场时，两个中年干部并肩走出，声音不大不小：“年纪轻轻坐这个位置，上面有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