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主任的指节捏得泛白。他扯了扯中山装的领口，起身时椅子腿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
昨晚鬼市中，贩卖的无数收音机像颗炸弹，炸碎了供销系统表面的平静：本该按计划配给中县的三百台“飞乐”牌收音机，没想到鬼市上成了“现货供应”，而供销社仓库的账本上，出入库记录上根本没有任何记录，这不得不怀疑。
“书记，这事怪我监管不严。”他的声音带着沙哑，“昨晚的事情，但这么大量的收音机出现在鬼市，绝不是单个‘蛀虫’能捣鼓出来的。”他抽出一张皱巴巴的市场调研报告，纸页上用红笔标着中县城区五处黑市交易点，“我建议分两步走：第一，彻查供销系统内部审批流程，从采购、仓储到出库，每个环节的经手人都要过筛子——您看这库存单，上个月申报的‘收音机缺额’明明还在等上面批复，黑市却已经‘货源充足’了，内鬼不揪出来，以后估计满天遍地都是倒爷了。”
会议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翻动文件声。革委会主任重重拍了下桌子，茶缸里的浓茶晃出边缘，在桌布上洇出深褐色的印子：“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尾巴又翘起来了！”他指着桌子上的《人民日报》社论，手指戳着“严厉打击黑市鬼市交易”的标题，“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基，现在倒好，有人敢在根底下挖墙脚？老百姓私下换个鸡蛋、卖把青菜，咱睁只眼闭只眼，那是体谅民生，但这次不一样——收音机是什么？说严重点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供销社掌握的‘计划物资’，现在居然绕过体制流通，这不是打我们的脸，是打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脸！”他转向县委书记，目光灼灼，“我建议全县联动，不仅查城区，各乡镇也要同步启动‘严打’，尤其是那种城乡结合部，历来是黑市交易的‘活络地’，得派工作组下去蹲点。”
公安局局长放下手中的案件记录。他翻开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近期接到的“可疑交易举报”：某个穿的确良衬衫的中年男子常在钢厂附近出没，骑二八大杠自行车的年轻人总在凌晨三点进出裁缝铺——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此刻在会议室的灯光下，拼成了一张绕过供销社的“黑市网络”。“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关键联络点。”他敲了敲地图上用红圈标出的位置，“但需要交通局配合设卡，检查过往货车的货物清单——您看这收音机的运输量，靠自行车驮不动，必然得走公路运输，只要卡住省道的几个关卡，就能查到或者断了他们的物流线。水路就算了吧，上次三乡镇的走私案，现在按照这样的巡逻密度，没有人傻到自己撞枪口上吧！”
交通局局长立刻接过话头：“对！重点还是在陆地上，国道省道乡道的各个检查站，现在立刻马上就能加派人手，24小时查验过往车辆。另外，各乡镇的乡村公路也会安排流动巡查，那种挂着‘农副产品运输’招牌却装着木箱的货车，重点抽查。”他顿了顿，看了眼供销社主任，“不过话说回来，供销社的物资审批流程是不是也该捋一捋？老百姓想买台收音机得等三个月，黑市却随时能‘供货’，说到底，还是供需间的缝太大了——”
“先解决‘违规’的问题，再谈‘供需’！”县委书记打断他的话，指节敲着会议桌沿，“现在首要任务是刹住这股黑市之风，不然传到地区去，咱们中县就是‘计划经济执行不力’的典型！”他掏出上级刚发的“整顿市场秩序”文件，油墨味还未散尽，“文件里明确说了，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行为要‘露头就打’，咱们得拿出雷霆手段，不仅要抓人、封摊子，还要开全县公审大会，杀一儆百！”
“那就按两部走：”县长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带着决断，“第一，供销系统内部自查，三天内交出经手人名单，纪委全程介入，绝不姑息任何‘内鬼’；第二，公安、交通、革委会联合行动，今晚就布控城区黑市点，明早派工作组下乡镇，重点查各乡镇。”他敲了敲供销社的报告，“记住，既要查‘卖货的’，也要查‘供货的’，把这条绕过体制的链条连根拔起。另外，”他看向革委会主任，“公审大会的事暂缓，先摸清底数，别搞‘扩大化’，但该打的‘样板’一定要打，让老百姓知道，计划经济的规矩，不能破。”
散会时，体制的“大手”已然扬起，，在计划经济的框架里，任何偏离轨道的“活跃”，都必须被及时纠正。“大手”即将落下，而这场发生在会议室里的讨论，不过是风暴来临前的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