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奔宇微微皱眉，他最需要的是那种能拉重货的纯加重型（例如“永久pa-11”那种带有加重货架的型号），他问道：“同志，有没有‘永久’的纯加重型？”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后座特别粗壮的样式，“就是后座架子特别结实的，能驮东西的那种。”
工作人员又翻了翻本子，摇摇头：“加重型的暂时没有。这些都是单位内部处理流转出来的。好些是干部调动工作调走了，公家配的车带不走，或者家里有车富余的，就委托我们店里处理。您放心，这些二八加重车，本身车架就结实，驮个人载个三百来斤东西，没问题！日常使绝对够用了。我们店里的东西，都经过简单检查的。”他语气平淡，但透着一种公家信誉的保证。在那个年代，国营单位就代表着无言的权威和可信度。
江奔宇思考了一下，目光在两辆“永久”车上流连，心里想着：“这里可能有一辆七成新标价115的，一辆较新的130的”。他转身对覃龙低声快速商议了几句，回头对工作人员说：“那行。就要这辆八成新的‘永久’，还有那边那辆稍旧一点（指七成新标价115的）的‘永久’，两辆一起。”
他顿了一下，试探着问：“同志，两辆一起要了，能给稍微便宜点吗？”
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但也带着点理解：“同志，这个价格，是委托人自己定的，都写在委托单子上，我们一分钱也不能改。我们店呢，是公家单位，不赚差价，只按委托价出售，然后向委托人收取一点点服务手续费。主要是为公家单位和群众服务的。”他摊了摊手，表明自己实在没有议价权限。
“理解理解。”江奔宇痛快地点点头，不再强求。他侧过头，对早就准备好掏出钱的覃龙使了个眼色，简洁地说了声：“龙哥，掏钱。”
覃龙应声上前。他从怀里（或者一个旧的、打着补丁的帆布挎包里）摸出一个用报纸和橡皮筋捆扎得方方正正的纸包。小心翼翼解开橡皮筋，一层一层打开旧报纸，露出一叠厚厚的、新旧不一的纸币。没有“大团结”（十元），基本都是一块、两块、五块的，更多的是毛票和分币。纸票都卷了边角，有的油污发黑，硬币带着体温和摩擦的光亮。覃龙开始一五一十地数着钱，动作刻意放慢，一边数还一边小声念叨核对：“五块……两块……一块五……三毛……五个二分……”他故意弄掉了一张两毛的纸票，又弯腰去捡，脸上带着一种长期积攒了零钱终于凑够数目的激动和满足感，甚至有一丝笨拙。
这个举动让柜台后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几位顾客都下意识地看了过来。看着那堆零碎的钱币和覃龙那朴实得甚至有些“土气”的举动，人们脸上的戒备和审视似乎松动了一些，甚至有人露出不易察觉的同情或理解的表情。在那个年代，普通人省吃俭用多年，东拼西凑只为买一辆凭票供应的自行车，实在太常见了。
好不容易数够了两辆车的总价245元，覃龙把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柜台的玻璃台面上。
工作人员接过钱，开始清点、复核，动作熟练而仔细。点完无误后，从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空白的“委托货物售出证明”。这是一种特制的三联单据：白色存根联留在店里，黄色给顾客作为购买凭证，红色的由工作人员留存记账联。他拿出印泥盒，示意江奔宇签收确认。江奔宇签下覃龙和何虎的名字后，工作人员开始填写购车人信息、车架号（他用粉笔抄下）、型号、委托号、成交金额等。每一栏都填得一丝不苟，盖上委托店的蓝色公章（蘸印泥时发出轻微的“噗”声），又拿出复写纸垫上，把黄色的凭证联撕下来递给覃龙。
“同志，这证明您可收好，如果不见了也可以过来我们这里查看。”工作人员郑重地将黄票交给覃龙。在那个没有发票概念、一切交易凭据都可被视为“证据”的年代，这张盖着公章的委托证明，就是这两辆自行车的“合法身份证”，证明来源清晰。
“放心同志！太谢谢了！”覃龙如获至宝般接过那张薄薄的黄纸，对折好，小心地塞进贴身的内兜里，还拍了拍。脸上是终于完成一件大事的喜悦。
手续全部办妥。两人和工作人员道别后，一左一右推出了崭新的二手自行车——那辆八成新的“永久”由江奔宇推着，稍旧的归覃龙。出了委托店的门，凉飕飕的夜风立刻包围了他们。路灯昏黄的光线拉长了他们的影子和自行车的影子。
“走！”江奔宇低声说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办成一件难事的轻松和急切。两人跨上自行车，脚踏板踩下，链条哗啦啦地轻响起来。车轮滚过坑洼不平的路面，载着人，也载着夜色和几分谨慎的满足感，加速朝着何虎等候的茶摊过去。
随后三人汇合后，不管在那里东摸一摸，西摸一摸激动万分何虎，便向黑暗笼罩下的古乡村庄方向骑去。
三辆自行车在近路小道上行驶，轮胎碾过小石子，发出“沙沙”的声响，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们需要在更深的夜幕降临前，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