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墙壁白得刺眼，像一块巨大的、毫无怜悯的裹尸布。消毒水的气味浓烈得令人窒息，它不再是洁净的象征，而是腐烂生命最直白的注脚，丝丝缕缕，钻进鼻腔，宣告着一切的终局。
八十岁的林凡躺在病床上，薄薄的被单下，身体如同一截被蛀空的朽木，轻飘飘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点可怜的、被称为生命的东西，正从冰冷的指尖、从麻木的脚踝，一点点溜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奢侈而沉重，像在拉动一个生锈的风箱。
“吱呀——”
病房门被推开一条狭窄的缝，一张年轻俊俏的脸探了进来，目光在他身上草草一掠，像检查一件过期物品，随即又很快缩了回去。门并未关严，外面传来压低的、带着明显不耐烦的声音，清晰地钻进他尚能工作的耳朵：“……观察过了，就这两天的事了，麻烦得很，屙尿都在床上，味儿也重……”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这最后的、程式化的关怀，也透着嫌弃与敷衍。世界正在急不可耐地将他清理出去。
他的意识开始不受控制地涣散，边界模糊，一生的画面不再是被精心剪辑的默片，而是带着尖锐噪音、刺鼻气味和高清画质的耻辱烙印，一帧一帧，疯狂闪回，将他拖入无间地狱：
三十岁，那个暴雨如注的下午。 工棚在狂风中呻吟，工头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盯着他，带着不容置疑的凶狠。“不敢上？不敢上就滚蛋！后面排着队想干的人多的是！” 雨水冰冷地砸在他的安全帽上，砰砰作响，像送葬的鼓点。他不敢争辩，更不敢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带着那个刚跟了他三天、眼神还带着怯生生好奇的学徒工，爬上了湿滑摇晃的脚手架。学徒工才十九岁，家乡还有个等钱念书的妹妹。然后，是脚下猛然一滑，一声短促的惊叫，以及身体沉重砸在地面上的闷响。血水混着雨水，迅速洇开一片刺目的红。工头来了，把所有责任轻而易举地推到他“操作不当”上，那双眼睛依旧凶狠，还多了几分威胁。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塞满了滚烫的沙砾，发不出任何声音。在众人或鄙夷或同情的目光中，他最终像个被拔了毛的鹌鹑，瑟瑟发抖地缩起了脖子，默认了这强加的罪责。学徒工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来，哭嚎着，撕打他，指甲在他脸上划出血痕，他只会抱着头，蜷缩在地上，任凭雨点般的拳头落下。那一刻，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而是作为一个人，最后那点可怜的尊严。雨水是冷的，但那些目光，更冷。
四十岁，那个令人窒息的“家”。 通过中介“买”来的东南亚妻子，正用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尖锐地咒骂着，声音像碎裂的玻璃。盘子摔在他脚下，瓷片四溅，汤汁淋漓，像他们支离破碎的关系。他听不懂具体词汇，但能读懂那眼神里的怨恨、蔑视和疯狂。他害怕这种直接的、毫无缓冲的冲突，无法应对巨大的文化隔阂和妻子歇斯底里的强势。那个咿呀学语的女儿，是他灰暗生活中唯一的光。可这光，也照不亮他内心的懦弱与狼狈。在一个深夜，女儿熟睡后，他像做贼一样，心脏狂跳着，揣着仅有的、皱巴巴的几百块钱，逃离了那个所谓的“家”。推开门的瞬间，他下意识回头，竟对上女儿不知何时睁开的眼睛。那双眼睛纯净得像山泉，里面没有哭闹，只有满满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困惑，仿佛在问：“爸爸，你要去哪里？” 这一眼，成了他往后余生无数个夜晚的梦魇。他记得逃离时，夜风刺骨，身后的灯火迅速缩小，像一个被无情掐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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