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选举志》里记着，大都（现在的北京）的双语先生，一年工资要10两白银，相当于汉人平民家庭3年的收入，大多汉人家庭根本请不起，只能放弃科举，去种地或做手工业，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的阶层差距更大了。
三、明清：科举僵住了，教育资源被“锁”在阶层里
明清时期，科举到了“又鼎盛又僵化”的阶段。明代开始“八股取士”，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写“八股文”，内容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清代接着用明代的制度，把科举流程拆成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模式，让教育资源全往一个地方挤——社会教育的核心变成“练写八股文”，内容就围绕“四书五经”和八股技巧，所有学校都一个样，没什么新意。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彻底“阶层固化”：上层官僚和士绅家庭靠“官学+书院+家族传承”，搞出了“科举世袭”的优势。明清的中央官学比如国子监，入学资格虽然比以前松了点，但官僚子弟还是能靠“荫监”（凭爸爸或爷爷的官阶进国子监）优先入学。
国子监的资源好得很：管吃管住，教材免费，还请翰林院的编修、检讨来当老师，专门讲八股文写作技巧和应试策略。比如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靠张居正的官阶进了国子监，后来考上了进士；清代军机大臣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也靠荫监进了国子监，之后娶了乾隆的女儿，成了驸马。
另外，官僚和士绅家庭还控制着地方有名的书院资源。清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负责人“山长”大多是退休的高官或有名的学者，入学名额优先给士绅子弟。《清代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清代岳麓书院的学生里，士绅家庭出身的占70%以上，平民家庭的还不到30%。
中层的地主和商人家庭，靠“私塾+书坊”维持“科举中间层”的位置。明清的私塾特别多，分“蒙馆”和“经馆”：蒙馆教启蒙，认认字，学《三字经》《百家姓》；经馆是应试教育，教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写作。
地主和商人家庭会把孩子送进经馆，花钱请“八股名师”教写作。同时，明清的“书坊”（出版机构）特别发达，比如苏州的“扫叶山房”、南京的“芥子园书坊”，印了好多《八股文范文》《科举真题集》《四书集注详解》这些应试教材。
一套《八股文范文》要5两白银，相当于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不便宜，但地主和商人家庭还是愿意买，让孩子照着范文学，提高应试能力。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出身地主家庭，他爹当过地方官，吴敬梓年轻时在经馆学过八股文，后来考上了秀才。虽然他最后放弃了科举，但从《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描写，能看出来中层家庭对科举教育多重视。
最底层的平民家庭，直接掉进了“教育贫困陷阱”：没钱，大多孩子只能在蒙馆学个认字，进不了经馆学八股文，更买不起书坊的教材。明清虽然有些地方官办“义学”，但义学质量差，只教认字和基础的儒家道理，根本满足不了科举应试的需求。
比如清代直隶沧州的“义学”，就一个落第秀才当老师，最多时有50多个学生。老师每天只能教20个汉字和简单的伦理，哪有时间讲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这些核心技巧？而且义学没固定经费，教材都是别人捐的旧书，有的书页都缺了，学生连完整的《四书》都看不上。
对比一下，同期北京士绅家庭的私塾，老师大多是进士出身，每天只教3-5个学生，专门练写八股文，一篇范文要讲2-3天。这种教育质量差距，让义学的学生里，能通过院试考上秀才的还不到1%，底层平民想靠科举逆袭，基本没什么希望。
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明代思想家李贽出身“航海世家”，家里穷，小时候“无书可读，乃借人书，昼夜苦读”，后来考上了举人；清代名臣曾国藩出身湖南农家，他爹曾麟书考了好多次科举，43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从小“半耕半读”，考了17次院试才中秀才，28岁考上进士，成了底层平民靠教育和科举逆袭的“特例”。
《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统计，明清时期的进士里，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还不到3%，而且大多是偏远地区的“个案”，这说明教育资源已经被“锁”在阶层里，成了底层流动的最大障碍。
四、古今勾连：科举的经验，能给现在的教育提个醒
从历史来看，科举制度下教育资源和阶层流动的关系，能给现在的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提供很多启示。
第一，“制度设计影响资源分配”，古今都一样。科举靠“考试取士”，打破了贵族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给了平民流动的机会；现在的“高考制度”靠“分数取才”，打破身份限制，促进教育公平，逻辑是一样的。
但科举后期的“八股取士”和“阶层固化”也警告我们：如果教育资源全往“标准化考试”上堆，上层靠特权占着好资源，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的“学区房”“课外培训机构”，本质就是教育资源不均，这和科举时贵族靠“官学+私教”占据优势是一个逻辑。
比如很多家长挤破头买20万一平的学区房，只为让孩子进重点中学——这就像唐代贵族子弟靠身份进国子学，而课外班的“天价课程”，（如某奥数班一年10万），则和宋代官僚家庭请“名师私教”一样，都是上层靠财力抢占教育优势，挤掉了底层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教育改革，得学科举的经验教训：完善考试制度（比如高考的“综合素质评价”）、均衡教育资源（比如教师轮岗、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别让教育资源被阶层垄断。
第二，“教育投入和阶层流动正相关”，古今都通用。科举时，唐代孟郊“寒微苦读”、宋代范仲淹“断齑画粥”、明清曾国藩“半耕半读”，都证明教育投入是底层逆袭的关键；现在教育也是底层家庭孩子流动的主要渠道——《中国社会流动报告》说，现在靠教育跃升阶层的人里，70%以上出身普通家庭，和科举时“寒门苦读”的逻辑一样。
但科举时“地域教育资源差距”影响流动，现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也是这个问题。比如现在东部沿海的好学校、好老师比中西部多得多，东部的高考录取率，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录取率，比中西部高很多，这和唐代江南进士比岭南多太多是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得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缩小地域差距，让不同地方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
第三，“教育功利化”的风险，古今都要防。科举时，教育全围着考试转，成了“为应试而学”，士人“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没什么实际能力。明代思想家顾炎武批评八股取士“败坏人才”，说士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现在的“应试教育”也有这问题：有些学校和家庭只看重分数，不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和科举的“八股取士”风险一样。
所以现在的教育，得在“考试选拔”和“素质培养”之间找平衡，学科举早期“多元取士”的经验（比如唐代的明经、进士、明法等科目），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别掉进“功利化”的坑。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下教育资源和阶层流动的关系，藏着古代社会的“规矩和智慧”：科举作为“教育传智”的核心制度，既靠设计给了资源共享和阶层流动的可能，又因僵化和垄断导致了固化。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得以“公平”为核心，完善制度、均衡资源、防功利化，让教育真正成为&_“规矩落地的桥梁”，给社会流动持续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