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检报告出来的第二天，林峰带着小吴再次来到张家庄。
村里的气氛和前一天明显不同。警戒线撤了，但那种无形的压抑感却更浓了。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巷口、小卖部门前，低声交谈着，一看到警车过来，声音便骤然低下去，只剩下眼神的交换。
林峰没直接去张家，而是让车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他下车，点了支烟，看似随意地打量着周围。
“林队，咱们先去哪儿？”小吴翻着笔记本问。
“听听。”林峰吐出烟圈，目光扫过不远处几个正在探头望的老乡。
果然，没过几分钟，一个端着搪瓷缸子、头发花白的老汉慢悠悠地晃了过来，像是路过，却在离林峰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咂摸着嘴里的茶水。
“同志，还没走啊？”老汉开口，眼神里藏着试探。
“案子没破，哪能走。”林峰递过去一支烟。
老汉接了，别在耳朵上，叹口气：“建军那孩子……唉，可惜了。能折腾，是块做生意的料，就是这性子啊，太直，容易得罪人。”
“得罪了什么人？”林峰顺着话问。
“那可说不好。”老汉含糊道，“生意场上，你欠我，我欠你，掰扯不清。前阵子好像跟邻村收废铁的王老五吵过一架，为点货款的事儿。”
王老五？林峰记下了这个名字。这是之前没提到过的。
“还有呢？除了生意上的，其他方面呢？比如……跟谁家有没有什么不痛快？”林峰问得委婉。
老汉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这话……咱可不好乱说。不过啊，建军这人，长得周正，嘴巴也能说，手里有点活钱儿……这村里村外，大姑娘小媳妇的，他有时候……嘿嘿，不太注意分寸。”他干笑两声，住了口，意思却到了。
“有具体的人吗？”林峰追问。
“那没有，那没有！”老汉连忙摆手，“都是瞎猜的，风言风语，当不得真。咱就是觉得，这人啊，有时候太张扬了不是好事。”他说完，赶紧喝了口茶，晃晃悠悠地走了，像是怕再多说。
林峰和小吴对视一眼。风言风语？恐怕没那么简单。
他们又随机问了几个人，反应大同小异。对张建军的评价趋于两极：有人说他仗义、热心肠；有人则暗示他“手脚不干净”、“男女关系乱”。但一旦追问具体事例，所有人都变得含糊其辞，用“听说”、“好像”、“可能”来搪塞。
一种乡村特有的、基于熟人社会的沉默和回避，像一层薄雾笼罩在真相之上。
直到他们遇到了张建军的亲姐姐，张秀英。
张秀英住在村南头，一个略显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的小院。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眼睛肿得厉害，眼袋很深，显然哭过很久。开门见到警察，她愣了几秒，随即眼泪又涌了出来。
“警察同志，我弟弟……我弟弟死得冤啊！”她声音嘶哑，带着绝望的颤抖。
林峰和小吴进屋坐下。堂屋正中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张建军年轻时穿着军装的照片，笑得灿烂。
“张大姐，请节哀。我们想尽快抓住凶手，需要您的帮助。”林峰语气缓和但坚定，“您最后见到您弟弟是什么时候？”
“前天……前天下午。”张秀英用袖子抹着眼泪，“他来给我送了点水果，说要去县里，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我还嘱咐他少喝点酒……谁知道……谁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啊！”她捂着脸，痛哭失声。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林峰才继续问：“据您了解，建军最近有没有跟谁结仇？或者表现出害怕、担心什么的样子？”
张秀英抽泣着，想了想：“仇……他脾气冲，说话直，跟人红脸是常有事。但真说结死仇的……好像没有。”她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游移，“不过……大概一个多礼拜前，他好像提过一嘴，说‘有人要找我麻烦’。”
林峰精神一振：“原话怎么说的？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就是有一次他来我这儿，接了个电话，脸色不太好。挂了电话我问他咋了，他嘟囔了一句‘妈的，还没完没了了，真当老子好欺负’，我说谁啊，他就说‘有人要找麻烦’，但没说具体是谁。我再问，他就不耐烦了，说‘姐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张秀英回忆着。
“电话？您听到电话内容了吗？或者看到来电显示吗？”
“没有……我离得远，没听见。他手机好像也没怎么看，直接就接了。”
又一个电话。林峰想起那个被删除的、来自不记名卡的二十三秒通话。
“那他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花钱方面，或者情绪方面？”
张秀英犹豫了很久，手指绞着衣角，声音更低了：“……他……他好像挺缺钱的。上个月还问我借了两万，说倒个短，很快就还。也没说干什么用。情绪……是有点烦躁，有时候唉声叹气的。我问他是不是跟秀兰吵架了，他说不是……”
提到李秀兰，张秀英的脸色变得更加复杂，那里面有悲伤，有怨恨，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难堪。
“您和您弟媳李秀兰关系怎么样？”林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张秀英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半晌才说：“……就那样。就是……建军有时候嫌她管得宽，爱唠叨，为这个拌过嘴。”她避开了林峰的目光。
显然，她隐瞒了什么。但林峰没有立刻逼问，有些裂痕需要从更脆弱的地方打开。
下午，林峰拿到了更详细的尸检报告补充内容和现场物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