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八年，九月末。朝堂发生人事变动，翰林院侍讲柳彦卿，因“学识优长，品行端方，明于宪体”，被擢升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品级虽仍是从六品，然职权与分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御史者，风闻奏事，纠劾百僚，肃正纪纲，号称“天子耳目”，清贵而权重，非刚直敢言、心志坚定者不能胜任。
此番任命，出自吏部考察，皇帝钦点。明面上，是因柳彦卿在翰林院期间表现突出，所上数篇奏疏（如《河工得失考》、《漕运利弊疏》）深得帝心，且为人清正，堪当言路。暗地里，亦是皇帝对日益骄横的某些朝臣（尤其是以户部侍郎胡庸为首、与康王府关系匪浅的一批官员）心生警惕，欲借柳彦卿这把“新刀”，敲打敲打。
消息传出，有人赞叹柳氏一门又添清贵，有人羡慕柳彦卿少年得志，更有人冷笑，等着看这个初出茅庐的“雏凤”，如何在都察院那潭深水里扑腾，甚至被拔光了羽毛。
柳彦卿自己，则是既感责任重大，又知前路艰险。离翰林院前，掌院学士李敏中（经历了之前柳彦卿被下毒、又见他升迁）难得地说了几句真心话：“彦卿啊，都察院与翰林院不同。翰林是清水衙门，靠学问文章立足。都察院却是风口浪尖，是战场。一言可兴邦，一言亦可惹来泼天大祸。你此去，须牢记八个字——谋定后动，证据为先。若无铁证，宁肯沉默。若握铁证，则当雷霆一击，不留余地。切莫学那等沽名钓誉、风闻即奏之辈，平白树敌，反误自身。”
柳彦卿郑重受教。
都察院的衙门，与翰林院的清幽截然不同，气氛肃杀凝重。堂上高悬“肃政”和“澄清吏治”的巨大匾额，墨迹森然。进出的同僚，多是一脸严肃，眼神锐利，彼此交谈也言简意赅，不似翰林院里常有诗文唱和、谈笑风生。
柳彦卿被分在负责稽查户、工两部及京畿道事务的“河南道”。他报到后，先用了整整十天时间，不声不响，只是翻阅陈年案卷，熟悉都察院办事流程，观察各位同僚的行事风格，尤其是他那位顶头上司——河南道掌道御史冯远。冯御史年近五旬，瘦削严肃，不苟言笑，是都察院有名的“铁面”，以办事严谨、不徇私情着称。柳彦卿暗中观察，觉得此人或许是可以倚仗的正直前辈。
十月上旬，一桩不大不小的案子，让柳彦卿初步显露了锋芒。京城宛平县有一名里长，状告本县主簿勾结粮商，在征收漕粮时大斗进、小斗出，盘剥农户，虚报损耗，中饱私囊。状子先递到宛平县，被驳回；又递到顺天府，如石沉大海。最后，这老里长不知怎么想的，竟拦了都察院一位外出巡查的御史轿子喊冤。案子恰好落在柳彦卿手里，冯御史让他先去“摸摸底”。
柳彦卿没有大张旗鼓，只带了一个书吏，换了便服，悄悄去了宛平。他没有直接找县衙，而是走访了几个被盘剥的村庄，查验了粮户手中的票据，又暗访了粮市，比对市价与官府“收购价”，甚至还找到了两个曾在粮行做事的伙计，问清了其中“折色”、“加耗”等花样。不过三四天工夫，便摸清了底细——宛平县主簿确实与几家粮商勾结，利用漕粮征收差价，每年贪墨不下两千两！而县太爷并非不知情，只是收了“孝敬”，睁只眼闭只眼。顺天府那边，也有小吏“代为打点”，压下状子。
证据确凿，柳彦卿回院后，连夜写就弹章，条分缕析，证据链完整，直指宛平县主簿，连带顺天府相关胥吏。弹章经冯御史复核，以河南道名义呈上。皇帝震怒，下旨严查。宛平县主簿革职拿问，顺天府相关胥吏惩处，知县被申饬罚俸。两千两赃银虽不多，但柳彦卿办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证据扎实的作风，在都察院内部赢得了一片好评，连冯御史都难得地对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尚可”。
然而，这只是牛刀小试。柳彦卿真正盯上的，是那庞然大物——户部侍郎胡庸，以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一张盘踞在漕运、盐政乃至边贸上的巨大贪腐网络。这在他还是翰林时就有所耳闻，如今身处都察院，接触到更多案卷线索，感受更加清晰。
胡庸，年过五旬，是户部实权人物，主管度支、漕运。此人表面圆滑，长袖善舞，与各方势力（包括康王府）关系密切，在户部经营近二十年，根基深厚。其门生故吏遍布相关衙门，尤其掌控着漕运和几处重要钞关，油水丰厚。朝野皆知胡侍郎“会做人”、“能办事”，却也风闻其贪墨无度，只是行事隐秘，手段高明，多年来虽有御史弹劾，却都因证据不足或各种阻力，不了了之，反而弹劾者多遭贬谪。
柳彦卿从宛平县的案子入手，顺藤摸瓜，发现那几家与宛平主簿勾结的粮商，其背后的东家，竟与胡庸的一个远房亲戚有关联，而漕粮征收的某些“陋规”，也隐约有户部默许的影子。这让他更加确信，胡庸及其党羽的问题，绝非个案。
他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线索。利用职务之便，调阅历年漕运、盐税、边贸相关奏销账册副本（都察院有存档），仔细比对。他发现，近五年来，漕运损耗率和“漂没”（运输损耗）银两，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同期漕船数量、漕工数量并未显着增加，沿河也未听说有特大灾害。盐税方面，两淮、长芦等主要盐区的“引课”（盐税）额度增长缓慢，但盐商上报的“孝敬”、“捐输”却名目繁多，金额巨大，这些钱最终流向成谜。边贸方面，与北狄、西域的官方马市、茶马交易，账目混乱，常有“以次充好”、“低价高报”的传闻。
线索很多，但都零碎，缺乏能将矛头直指胡庸的核心铁证。且户部的账目做得极为漂亮，表面看滴水不漏。那些知晓内情的胥吏、商人，要么是利益共同体，守口如瓶；要么畏惧胡庸权势，不敢作证。
柳彦卿并不气馁。他深知此等大案，急不得。他一面继续梳理账目，寻找破绽；一面通过可靠渠道（如二哥柳彦博的商路、三哥在边关的见闻），从外围收集信息；同时，他也开始留意都察院内部，哪些同僚可能与自己志同道合，或至少不会成为阻碍。
他渐渐锁定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胡庸的心腹，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钱有禄。此人掌管着两淮盐政的关键环节，是胡庸的钱袋子之一，据说为人贪婪跋扈，吃相难看，在扬州盐商中名声极臭。或许，可以从他那里打开缺口。
机会，在十一月中旬悄然到来。都察院接到扬州巡盐御史林如海（此人素以刚直着称，与胡庸一系不睦）的密报，称发现两淮盐运使司在“预提盐引”（提前发放食盐专卖凭证）中存在重大舞弊，涉及银两可能高达十万两之巨！而此事，与户部浙江司郎中钱有禄有直接关联！林御史已掌握部分证据，但恐打草惊蛇，且涉及户部高官，不敢擅动，请求都察院派员密查。
密报直接呈给了左都御史。左都御史找来冯远和柳彦卿商议。此事重大，若查实，足以震动朝野。但对手是胡庸，风险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