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已是1952年夏末。
一天下午，易瑞东正在分局开会，传达关于战后社会治安新形势的指示，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轧钢厂食堂主任何大清打来的，声音带着激动和哽咽：“瑞东！瑞东！柱子有信儿了！部队上来通知了，说他们一批伤员已经转移到安东（今丹东）的医院，治疗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坐火车回来了！”
易瑞东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连忙说：“何叔，这是大好事啊！具体哪天到？我去接站！”
“后天！后天下午到前门火车站！瑞东，麻烦你了，厂里正好赶生产任务，我实在走不开……”何大清的声音既高兴又有些愧疚。
“何叔您放心，交给我！保证把柱子平平安安接回家！”
放下电话，下班后。易瑞东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易中海和张桂芬。
老两口也高兴得不得了，张桂芬当即就要去割肉买面，说要给柱子包饺子接风。
到了那天，易瑞东特意请了半天假，借了分局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早早等在了前门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来接站的家属，人人脸上都写着期盼和焦虑。
火车喷着浓重的白汽，缓缓进站。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一些轻伤员，挂着拐杖的，胳膊吊着绷带的，但精神头都还不错，笑着和家人拥抱。
易瑞东身材高大，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不停地寻找着何雨柱。
终于，在车厢门口，他看到了何雨柱。
一个穿着旧军装、面色黝黑的战士陪在他身边。
何雨柱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从左额角一直包到后脑，纱布边缘还隐约透出一点暗红的药渍。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脚步也有些虚浮，但腰板却挺得笔直，脸上带着疲惫，眼神却依然倔强。
“柱子！”易瑞东挤过去，一把扶住他的胳膊。
何雨柱看到易瑞东，愣了一下，随即咧开嘴笑了，露出熟悉的、略带憨气的笑容，但似乎牵动了伤口，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瑞东哥！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何叔厂里忙，让我来接你！走，咱们回家！”
易瑞东接过他简单的行李——一个打着补丁的军用挎包，又对陪同的战士道了谢。
“同志，谢谢你一路照顾，我自己能行。”何雨柱对战友说道，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那战士拍了拍他的肩膀，敬了个礼，转身归队了。
把何雨柱扶上三轮摩托的侧斗坐好，易瑞东发动车子，驶离了喧闹的车站。一路上，何雨柱话不多，基本上都是易瑞东在问，他简短地回答几句。
“伤……咋样？还疼不？”
“好多了，就是有时候还有点晕乎，不得劲，没事，死不了！”
“在后方医院治疗还顺利吧？”
“嗯，医生护士都挺好的，就是躺得有点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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