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南京。
昔日的国民政府旧址，如今悬挂着崭新的牌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这座历经战火、见证无数历史转折的建筑，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宽阔的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全国各地、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海外华侨及特别邀请代表的六百余人齐聚一堂，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巨幅的五星红旗与象征工农联盟的锤子镰刀旗并列高悬。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赵安邦（以其在抗战和建国中的卓越贡献，被推举进入核心领导层）站在讲台前，声音洪亮，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礼堂，“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目的是共商国是，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掌声如潮水般涌起，经久不息。许多代表热泪盈眶，他们来自曾经的“海棠”根据地、“家里”解放区、原国民政府统治区、乃至海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走到了一起。
“过去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奋起抗争的一百年。我们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炮火，甲午海战的悲歌，八国联军的劫掠，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赵安邦的声音带着历史的厚重感，“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而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那条道路，我们找到了！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让我们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让我们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让我们即将迎来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更加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接下来的几天，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国都（北平，改称北京）、国旗（五星红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但保留民国纪年并行一段时间）等重大事项。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三十万军民聚集于此，翘首以盼。一号首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同胞们！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刹那间，礼炮齐鸣，万众欢腾！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一个旧时代彻底终结，一个新时代磅礴开启！
就在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举国欢庆的同时，世界的另一端，暗流并未停歇。
华盛顿，国会山。
一份名为《亚洲共产主义扩张与自由世界安全》的绝密评估报告，摆在了新任总统杜鲁门和国会主要议员的案头。报告详尽分析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其与苏联的潜在联盟关系、以及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的中国，将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构成严重挑战，并可能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代理人。必须采取包括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慑在内的综合措施，加以遏制。”
“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政府已经失败了，他们失去了大陆。”杜鲁门对幕僚们说，“但台湾岛还在他们手里。立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虚构，类比历史），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确保其作为‘自由中国’的象征存在，并阻止共产主义跨海进攻。同时，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不承认新中国政权，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
“总统先生，新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直接对抗。”有幕僚提醒。
“对抗？他们刚刚结束内战，百废待兴，有什么能力对抗？”国务卿艾奇逊（已接替马歇尔）冷笑，“我们需要在亚洲划出一条明确的防线。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这条岛屿链必须牢牢掌握在自由世界手中。同时，启动对新中国全面的贸易禁运和技术封锁，尤其是石油、钢铁、精密机床等战略物资。我倒要看看，没有外部援助，他们能支撑多久！”
一场旨在扼杀新生共和国于摇篮之中的“隐形战争”，在太平洋彼岸悄然部署。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叼着烟斗，看着来自北京的开国大典报道，眼神深邃。一方面，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相近的邻国出现，有利于分散美国的压力，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个邻国似乎并不像东欧国家那样易于控制，其领导层有着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展现出的手腕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
“一号首长……赵安邦……”斯大林轻声念叨着这两个名字，“告诉外交部，以最热烈的措辞，祝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并立即启动建交谈判。我们可以提供全面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帮助中国恢复建设。但是，在涉及旅顺、大连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管理权的问题上（依据雅尔塔秘密协定），我们的立场不能动摇。同时，提醒中国同志，在朝鲜问题上，要尊重……现实。”
他既想拉拢新中国作为对抗美国的盟友，又想最大限度地保留苏联在远东的传统利益和影响力。这种矛盾心态，将深刻影响未来的中苏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