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没有评价，只是记录着什么，然后引入了下一个情境模拟……涉及是否接受当地有争议的部族长老的“私人馈赠”以换取合作，以及如何处理队友疑似违规与当地人员过度亲密交往的“举报”。
陈海走出面试室时，背脊依旧挺直，但眉头紧锁，显然内心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风暴。
相比之下，赵明在类似的“伦理困境”面试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面对“排爆现场发现疑似附带简易爆炸装置的儿童玩具，但情报混乱无法完全确认，而疏散时间即将耗尽”的模拟情境时，他没有冒然上前，而是极其细致地询问了所有可用的间接证据（玩具来源、出现时间、周边异常），并坚持要求调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进行远程复核，哪怕这意味着可能超出“规定时间”。他在解释时说：“我的首要职责是消除爆炸物威胁，但前提是尽可能确定威胁存在。在信息不足时，冒险处置一个可能无害的物体，一旦失误，造成的恐慌和对维和部队专业性的质疑，其破坏力可能不亚于一次真正的爆炸。我需要更多信息来支撑我的风险决策。”
当被问及“如果上级命令你必须在时限内完成处置，否则追究责任”时，赵明平静地回答：“我会汇报我的专业判断和所需依据，请求上级基于更全面的信息重新评估风险与时限。如果命令不变，我会执行，但会记录所有决策依据和操作过程。保护生命和财产是排爆的核心，但程序的严谨和证据的完整，同样是保护我们自身和维和行动合法性的生命线。” 他的回答展现了一种基于深厚专业知识的冷静、固执和对程序正义的坚守。
阿依古丽遇到的模拟情境则更加侧重于沟通与文化冲突。她被置于一个“当地妇女因家庭暴力求助，但其丈夫是当地有影响力的社区头面人物，且该地区传统观念认为这是家庭私事”的困境中。面试官扮演的当地官员态度倨傲，暗示她不要多管闲事。
阿依古丽没有立刻反驳或强行执法。她首先认真倾听并记录了妇女的诉求（通过翻译设备），表达了对她处境的关切。然后，她转向那位“官员”，没有直接指责，而是用平和的语气说：“我理解每个社区都有其传统和规则。联合国在这里，是为了帮助维护所有人的安全与尊严，包括妇女和儿童。家庭暴力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是犯罪。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寻找一个既能尊重本地习俗，又能保护这位女士安全、符合国家法律的解决办法？比如，由社区中有威望的长者出面调解，或者为她提供一个临时的安全住所？” 她同时示意身边的模拟女警同事（也是考核一部分）上前安抚受害妇女。
当“官员”表现出不耐烦并暗示可能影响合作时，阿依古丽依然保持着礼貌但坚定的态度：“先生，我们的合作基础是共同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法治。保护弱势群体，正是法治的重要体现。我相信，一个能让妇女儿童感到安全的社区，才是真正稳定繁荣的社区。这不会损害您的权威，反而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我们可以将此事作为一个案例，探讨如何建立更好的社区保护机制。”
她的应对，既坚持了原则（反对暴力，保护受害者），又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文化背景和权力结构，尝试寻找共赢的解决方案，并且始终保持着尊重的沟通姿态。她没有试图用外部规则强行碾压，而是引导对方看到解决问题对社区本身的长远利益。这种策略，让几位观察员频频点头。
除了深度访谈，这一阶段的考核还包括了大量团队协作下的高压情境模拟。其中一个经典项目被称为“黑夜中的信任通行”：一个六人小组，在完全黑暗、充满各种障碍和模拟威胁（突然的声响、气味、触碰）的复杂室内场景中，被要求在不使用照明和口头交流（只能使用预设的简单触觉信号）的情况下，协作护送一名“重伤员”到达指定安全点，同时还要收集沿途散落的“关键情报物品”。
在这个完全剥夺视觉和常规沟通方式的极端环境中，个人的勇猛毫无用处。队员们必须迅速建立一套有效的非语言沟通系统（如拍肩、拉袖口、特定节奏的敲击），完全信任队友的引导，并在不断出现的意外干扰（如模拟爆炸震动、突然喷洒的水雾、扮演“武装分子”的教官制造的近距离威胁感）下保持冷静和队形。不少小组在里面狼狈不堪，撞作一团，甚至因沟通失误导致“伤员”受到“二次伤害”。而成功通过的小组，无一不是在最开始的混乱后，迅速涌现出自然的领导者（不一定是官定的组长），建立了简洁高效的信号系统，并且每个成员都高度专注，对自己的环节和队友的状态保持敏锐感知。
杨洛和许航在监控室通过夜视摄像头和传感器数据，观察着每一个小组的表现。许航更关注战术动作和团队协调的效率，而杨洛则更关注那些微妙的时刻：谁在黑暗中主动伸出手引导迷茫的队友，谁在压力下依然能注意到“伤员”的不适而调整动作，谁在多次失败尝试后能提出新的简单有效的信号建议，又有谁在持续的挫败中开始流露出急躁并影响了整个小组的情绪。
在一次全体教官晚间复盘会上，杨洛结合白天大量的观察记录，系统阐述了他的思考：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初选的身体和技能关，只是找到了‘材料’。现在进行的心理和综合素养评估，是要找到这些‘材料’的‘纹理’和‘韧性’。维和警务，核心不是征服，而是建立秩序与信任。这要求我们的队员必须具备一种独特的平衡能力。”
他走到白板前，写下几个关键词：尊重 - 沟通 - 最小必要武力。
“这是我们未来行动必须遵循的、层层递进的核心原则。”杨洛用笔点着这几个词，“‘尊重’是前提。尊重任务区的法律、文化、习俗，尊重每一个个体，哪怕他是嫌疑人或对手。没有尊重，一切沟通都无效，武力使用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沟通’是关键。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语言、肢体、行动，去传递信息，化解误解，寻求共识。阿依古丽在面试中的表现，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沟通不是为了讨好，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达成警务目标，减少冲突升级。”
“‘最小必要武力’是底线，也是最后手段。武力使用必须严格符合规则，与威胁程度相匹配，并且是在尊重和沟通无效后的最终选择。陈海在模拟中的第一反应，偏向于用任务优先级和规则来规避直接的伦理困境，这反映了一种思维惯性——更倾向于使用明确、刚性的框架来解决问题。这没有错，但在维和环境中，不够。我们需要的是能在尊重和沟通的框架下，灵活、审慎地运用规则和武力的智慧。”
他环视在场的教官们：“我们设计的这些伦理困境、高压情境、团队信任测试，目的就是逼出队员们骨子里的这些特质。我们要筛选掉的，不仅仅是心理脆弱的人，更是那些思维僵化、缺乏同理心、无法在复杂价值冲突中做出负责任权衡的人。同时，我们也要通过这个过程，让留下的队员初步体验到，未来的任务需要怎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本身，就是团队凝聚力和共同价值塑造的开始。”
夜深了，复盘会结束。基地重新陷入寂静，但许多队员躺在宿舍床上，恐怕难以入眠。白天的各种“拷问”和“测试”仍在脑海中翻腾。他们开始真正明白，“蓝剑”要锻造的，是怎样一把既坚韧锋利，又能在复杂环境中精准切割问题而不伤及无辜的“软剑”。
而对于杨洛和他的团队来说，筛选在继续，观察在深入，“铸剑”的火炉，温度正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