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指挥（队部）：杨洛（队长，总负责）、周浩（副队长，主管行政、后勤、对外协调）、许航（副队长，主管作战训练、行动指挥）、罗帅（副队长，主管装备保障、运输通信）。队部下设作战指挥中心、情报信息组、后勤保障中心、医疗支援组和心理支持组。
二级指挥（分队）：防暴队下辖三个行动中队（每个中队约40人，混合男女编制）和一个支援中队（约20人，含指挥通信、医疗、工程、运输等专业力量）。陈海被任命为第一行动中队中队长，赵明为支援中队中队长（兼排爆\/技术支援分队长），阿依古丽为第二行动中队下属的女子警察分队分队长，同时兼任全队性别事务协调官。每个中队都明确了中队长、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和生活管理）、战术教官的职责。
三级指挥（小组）：行动中队下辖数个战术小组，每组6-8人，设组长和副组长，是执行巡逻、搜查、护卫等具体任务的基本单元。
杨洛在宣布分工时强调：“清晰的指挥链，是为了确保行动时如臂使指。但大家要记住，分工不分家。在任务区，任何一个点位出现问题，都可能牵动全局。中队之间、小组之间、专业力量与行动力量之间，必须建立无缝的协同意识。我们的战斗力，最终体现在整体的协同配合上。”
随着各项准备进入最后核查阶段，基地里的气氛发生了一种微妙而显着的变化。那种前期选拔淘汰时的紧张、中期高强度训练时的疲累、以及后期合成演练时的兴奋，都逐渐沉淀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专注和蓄势待发的平稳。
队员们不再需要教官催促，会自觉地在睡前再次检查个人装具；负责车辆保养的队员，打着手电一遍遍擦拭检查关键部件；通信兵反复测试着各种设备在不同模式下的连通效果；医护人员最后一次清点药箱，核对药品清单。走廊里、食堂中，大声喧哗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低声的讨论和彼此提醒注意事项的简短交流。
杨洛在营区巡视时，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他看到陈海在灯下仔细研究任务区的地形图，用红蓝铅笔做着标记；看到赵明带着他的技术小组，最后一次模拟在电磁干扰环境下建立应急通信链路；看到阿依古丽召集女警分队成员，轻声但坚定地做最后的动员，提醒大家注意彼此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这种状态，不是松懈，而是将外放的张力内化为了一种更深沉、更可控的能量。就像一张拉满的弓，在箭即将离弦的前一刻，呈现出一种极致的稳定。
出发前夜，杨洛站在办公楼顶，俯瞰着沉寂而有序的营区。远处，整齐排列的白色车辆在月光下泛着微光；近处，宿舍楼大部分窗户已经熄灯，只有少数几扇还亮着，那是还在做最后准备的队员。
周浩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都核查完了。所有物资清单、人员文件、健康记录，最后一遍交叉核对，零差错。”他的声音带着完成艰巨任务后的轻微疲惫，但更多的是踏实。
“辛苦了。”杨洛望着远方，“感觉怎么样？”
周浩沉默了片刻，说：“像高考前夜。该复习的都复习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心里反而有点空落落的，就等着上考场了。不过，我们这场‘考试’，时间要长得多，题目也未知得多。”
“是啊，”杨洛深吸了一口微凉的夜风，“但我们的队员，已经准备好了。从身体到心理，从装备到程序。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相信他们，也相信我们自己这近一年来的所有付出。”
“洛哥，”周浩忽然用一种久违的、兄弟间的称呼说，“我有时候会想，我们这140号人，到了那边，到底能改变什么？可能很有限。”
“也许改变不了大局，”杨洛缓缓道，“但至少，我们保护的那个村子能安全一点，我们培训的那些当地警察能专业一点，我们救治的那些伤员能活下来，我们展现的形象能让那里的人对中国、对和平多一分好感……这一点一滴，就是意义。就像许航说的，我们在砌一堵墙。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哪怕只能砌起一小段，也能为一些人遮风挡雨。”
周浩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看着营区，看着远山，看着那片他们即将奔赴的、未知的夜空。
最后一项准备工作，在出发当天清晨完成：全体队员与家属的最终通讯。基地开放了特定线路，允许队员们给家里打一个简短的电话。没有太多时间倾诉，更多的是报平安、简短叮嘱、接收家人的祝福。许多通话只有几分钟，但声音中的情感却浓得化不开。打完电话，队员们默默收起手机，将那份柔软的牵挂仔细叠好，放入内心的最深处，然后转身，走向集合点，脸上的表情重新变得坚毅、平静。
所有的行囊已经装车，所有的文件已经密封，所有的检查已经通过。一百四十名队员全副武装，在操场上列队完毕，身旁是装载着他们数月心血和无数牵挂的运输车辆。
杨洛站在队伍最前方，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熟悉而年轻的脸庞。他不再需要动员，只是用清晰平稳的声音下达了出发前的最后一道指令：
“全体都有——”
“登车！”
“准备出发！”
没有欢呼，没有口号。只有整齐划一的转身，沉稳有力的步伐，和车门关闭时沉闷而决绝的声响。
“蓝剑”已入鞘，静待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