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萨迪克在电台那头咆哮，拒绝谈判，只重复赎金和停工要求。但贾马尔按照杨洛的授意，没有争辩，只是用担忧的语气反复说：“萨迪克，我的兄弟，老哈贾尔知道你现在做的事吗？他为你的安危日夜祈祷。那些中国人派来了他们最厉害的警察（指防暴队），还有更多军队在路上。我不是为公司说话，我是担心你和部族啊。如果人质出事，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能不能先告诉我，你和兄弟们现在怎么样？需要水和食物吗？”
这种看似拉家常、表达关切、同时暗示严重后果（但不直接威胁）的沟通方式，逐渐让萨迪克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他骂骂咧咧，但不再直接挂断。他抱怨生活的艰难，指责政府的腐败，诉说部族年轻人的绝望。贾马尔耐心听着，偶尔附和几句，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那……除了钱和停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事情解决，又不让兄弟们走到绝路？比如，能不能让公司保证，优先雇佣我们部族的人？或者，帮我们修一条通往新牧场的水渠？”
这番对话被同步录音并传回后方指挥所，周浩和心理学专家欧阳静迅速进行分析。“萨迪克的核心诉求其实是生存和尊严，”欧阳静判断，“赎金和停工是极端手段下的要价，未必是不可动摇的底线。他反复提及失业和歧视，这才是真正的痛点。他对部族和父亲有感情，这是可以利用的软化点。”
杨洛据此调整了策略。他让矿区负责人通过贾马尔向萨迪克传递一个非正式的、试探性的提议：第一，愿意立即提供一笔应急的人道主义援助（食品、药品、饮用水），由贾马尔负责运送，以证明诚意，并确认人质安全。第二，愿意在特派团和当地有威望的长老见证下，就优先雇佣哈贾尔部族青壮年、提供职业培训、以及协助解决牧场用水问题进行正式谈判。第三，只要人质安全获释，可以不再追究此次绑架事件的法律责任（由特派团和当地政府协调），并协助推动解决被截留的赔偿金问题。第四，明确告知，如果人质受到任何伤害，一切谈判基础将不复存在，后果将极其严重。
这是一个既坚持底线（人质安全、项目不能停），又试图触及对方核心关切、提供出路的方案。同时，杨洛命令许航和特战小组，利用夜幕掩护，在“秃鹫岩”区域进行抵近侦察，精确标定绑匪和人质可能的位置，制定数套武力营救预案，包括远距离狙击、隐蔽接敌、突击解救等，并反复演练，确保一旦谈判破裂或人质面临即时危险，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代价发起行动。
萨迪克那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夜间山区气温骤降，对缺乏补给、神经紧绷的绑匪而言，是巨大的身心考验。后半夜，萨迪克终于回复，同意了接受人道主义物资，并要求由贾马尔单独送来，不许有警察或军人跟随。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天亮前，贾马尔带着几箱压缩饼干、瓶装水、急救包和几条毯子，战战兢兢地走向“秃鹫岩”方向。许航的狙击小组在远处制高点，通过高倍瞄准镜紧紧跟随着他，随时准备应对不测。陈海则带领一个突击小组，在夜视仪的辅助下，悄无声息地运动到了距离疑似关押地点不足两百米的位置，屏息潜伏。
等待是煎熬的。一个多小时后，贾马尔安全返回，虽然脸色苍白，但带回了好消息：五名人质都还活着，虽然受到惊吓，但未遭虐待。萨迪克收到了物资，情绪稳定了一些。他同意就中方提出的谈判建议进行考虑，但要求必须有他们信任的、邻近部族的一位大长老作为中间担保人，并且谈判地点必须在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
“人质安全是首要目标，”杨洛当机立断，“同意他的要求。周浩，立即通过特派团，联系那位大长老，请求他出面斡旋。罗帅，准备谈判所需的物资和车辆，确保我们在任何地点都能保持通信和快速反应能力。许航，各突击小组保持最高戒备，谈判期间，防御和营救准备不能有丝毫松懈！”
在联合国特派团和当地有影响力长老的紧急斡旋下，一场极其脆弱、高度紧张的谈判在第二天下午，于矿区与“哈贾尔”部族传统领地交界处的一个中立村落外展开。杨洛只带了阿依古丽（作为翻译和女性协调员，有助于缓和气氛）和两名不带明显武器的队员，乘坐一辆没有明显标志的越野车前往。萨迪克方面，则由他本人、两名亲信以及那位德高望重的大长老出席。
谈判异常艰难。萨迪克起初仍态度强硬，但大长老的规劝、杨洛展示出的尊重（认真倾听、不打断）、以及阿依古丽适时从部族妇女儿童角度对未来和平的展望，逐渐产生了影响。杨洛没有空谈大道理，而是拿出了具体的方案：立即启动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哈贾尔部族青年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由中资企业提供部分师资和场地，特派团提供部分资金），培训合格者优先录用；由企业出资，协助部族挖掘一口深水井，缓解牧场用水；同时，特派团将正式发函，督促卡鲁鲁地方政府彻查并返还被截留的赔偿金。
这些实实在在的、关乎生存与发展的承诺，远比空洞的威胁或遥远的赎金更有说服力。萨迪克最核心的诉求——部族未来的活路——似乎看到了曙光。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拉锯，在夕阳西下时，萨迪克终于同意，在培训计划正式启动和水井勘探队抵达部族领地的同时，分批释放人质。他坚持要求，在最后一名人质释放前，中国防暴队和政府军不得进入“秃鹫岩”区域。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交换条件。杨洛代表特派团和中方企业做出了承诺。当晚，两名当地工头首先获释。次日清晨，在水井勘探队的技术人员抵达哈贾尔部族村庄后，剩下的三名中国技术人员也被安全带到了指定交接点。
当最后一名脸色苍白、但身体无恙的中方工程师被中国防暴队员接回，迅速进行医疗检查并确认一切安好后，整个应急分队和后方指挥所里，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可能演变成血腥惨剧的危机，在四十八小时的高度紧张与智慧周旋后，得以和平解决。
事后总结会上，杨洛在向特派团的报告中，不仅详细汇报了处置过程，更着重分析了事件的深层根源：“此次绑架事件，表面是治安案件，实质是发展问题、利益分配不公和地方治理失效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武力震慑或支付赎金，只能解决一时，无法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建议特派团及国际社会，在推动卡鲁鲁经济重建时，必须将当地社区参与、利益共享和就业创造作为核心考量，并加强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监督与支持。否则，发展的果实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冲突的土壤将始终存在。”
这份报告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建设性，在特派团内部引起了广泛讨论，并被作为典型案例上报联合国总部。中国防暴队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克制、沟通智慧和对根源问题的关注，赢得了特派团上下乃至部分卡鲁鲁本地人士的进一步尊重。
而对于“蓝剑”队员们而言，这次惊心动魄的处置，是他们维和生涯中第一次直面生死攸关的重大危机。他们不仅检验了战术技能和应急反应能力，更深刻体会到，在复杂敏感的冲突后环境里，精准的情报、灵活的谈判、对当地社会脉络的理解以及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纯粹的武力。周浩的非官方渠道沟通、许航的战术预案、阿依古丽的跨文化协调，以及杨洛最终着眼于“治本之策”的总结，无不体现着这支队伍正在快速成长的复合型能力。
危机暂时解除，但卡鲁鲁的夜幕下，依然潜藏着无数未知的挑战。“蓝剑”的剑锋，在这一次淬炼后，似乎更增添了几分沉静而坚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