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洛沉思着。这确实是一个未曾预料到、却必然会在深度融入后出现的“成长烦恼”。民众从最初的警惕、观望，到现在的信任、依赖，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既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又避免陷入“包办一切”的困境，并推动本地力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我们需要调整策略，”杨洛缓缓开口，“从直接主导，转向辅助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许航提到的，我们不能当‘保姆’，要当‘教练’或‘顾问’。”
他看向许航：“航子，你具体说说想法。”
许航早有思考，拿出一份草图：“我设想了一个 ‘退后策略’和‘中外搭档’新模式。核心是：在非紧急、非暴力的日常社区警务和纠纷调解中，我们中国队员的角色，从‘前台执行者’转变为‘后台支持者’和‘现场教练’。”
他详细阐述：
1. “退后策略”：对于民众直接求助的非紧急事务，巡逻队不应再像以前那样直接上手处理。而应遵循一个新流程：首先，耐心倾听，表示关切；其次，引导求助者去找本地的、正当的解决渠道——例如，涉及市场秩序的找市场管理员或社区长老，家庭纠纷找家族长辈或妇女组织，小型盗窃找本地警察局（即使效率低下，也要鼓励他们使用正式渠道）；第三，如果求助者表示本地渠道无效或不存在，我们的队员可以陪同求助者前往，或者协助联系相关本地负责人，扮演一个促进者和见证者的角色，而不是越俎代庖。
2. “中外搭档”新模式：将我们与本地警察（尤其是经过培训的“种子”学员）的联合巡逻制度化、深化。不再是简单的同行，而是明确分工：本地警察在前，负责沟通、询问、初步调解；中国队员在后，负责警戒、观察、记录，并在本地警察需要时提供技术建议或规则提醒。 遇到问题时，鼓励并指导本地警察按照培训的内容去处理，中国队员只在出现明显程序错误、安全威胁或沟通完全无效时，才以补充或纠正的方式介入。这就像教练站在队员身后，观察指导，让队员自己完成动作，积累经验和威信。
3. 建立定期社区联席会议：由周浩和阿依古丽牵头，定期邀请巡逻区域内的社区长老、市场代表、妇女组织负责人、本地警察分局负责人等，与中国防暴队代表坐下来开会。会议目的不是我们布置任务，而是互通信息，了解社区关切，讨论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协作制定解决方案。我们在会议上提供信息支持、规则建议和安全评估，但具体执行和主导权，尽量交给社区和本地警方。这既能将我们的影响力嵌入本地决策过程，又能推动本地力量负起责任。
“这个转变需要耐心，也可能短期内会让一些民众感到不解或失望，”许航总结道，“但长远看，这是帮助卡鲁鲁社会恢复自身韧性和治理能力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可能永远在这里，最终要靠他们自己。”
杨洛点头认可：“思路很清晰。‘退后’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前进；‘搭档’不是替代，而是为了更有效的赋能。周浩，你负责细化‘退后策略’的标准化话术和流程，并对全体队员进行培训，统一认识和做法。阿依古丽，你协助许航，设计‘中外搭档’巡逻的具体操作指南和评估标准。罗帅，你协调资源，支持社区联席会议的筹备。我们先在东区选两个街区试点，收集反馈，完善后再推广。”
策略的转变很快在队内传达并开始试点。最初，队员们有些不适应，尤其是看到民众期待的眼神却要引导他们去找“不靠谱”的本地渠道时，心里难免别扭。陈海在一次巡逻中，面对一位坚持要他“主持公道”的老妇人，严格按照新流程，耐心解释，并亲自陪同她找到了本社区的老年协会负责人。过程繁琐，耗时更长，老妇人起初也有些抱怨，但当她看到社区负责人因为联合国警察在场而格外认真处理时，态度渐渐缓和。事后，陈海反思：“虽然慢，但感觉更……踏实。好像真的在帮他们搭建自己解决问题的桥，而不是我们直接背他们过河。”
“中外搭档”的挑战更大。一些本地警察习惯了依赖中国队员，或者出于惰性，总想把问题推给“更厉害”的中国人。中国队员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观察、提示、但不越位”。一次处理街头争执时，搭档的本地警察学员下意识地想用老办法呵斥驱散，旁边的中国队员轻轻碰了他一下，用培训时学到的关键词提醒：“程序，问询。” 本地警察愣了一下，回想起培训内容，尝试着分开双方，开始询问情况。虽然生疏，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事后的复盘会上，这位本地警察有点不好意思，但也被中国同事的鼓励所激励。
社区联席会议的第一次尝试，在一个相对平静的街区举行。与会者包括白胡子长老、精明干练的市场女会计、沉默寡言却备受尊敬的清真寺阿訇代表，以及本地警察分局那位总是皱着眉头的老局长。会议起初有些冷场，大家似乎不习惯这种平等坐在一起、讨论“公共事务”的形式。周浩和阿依古丽没有急于发言，而是先让社区代表们提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垃圾堆积、夜间照明不足、青少年无所事事滋生小盗窃……
中国防暴队方面，则提供了该区域近期的治安数据（非敏感部分）、其他社区解决类似问题的案例参考，以及安全方面的专业建议（如增设太阳能路灯的可能位置、组织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他们明确表示，防暴队可以提供部分启动支持（如联系特派团工程部门评估路灯方案），但具体如何组织清洁、筹集资金、管理活动，需要社区自己主导，防暴队可以协助联络资源或提供安全背书。
会议结束时，虽然没有立刻形成具体方案，但那种疏离感明显减弱了。老局长难得地主动表示，会加派警力在夜间重点区域巡逻。市场女会计提出可以动员商户分摊一部分清洁费用。最重要的是，一种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雏形开始出现。
跨文化的融合，如同河流汇入大海，必然经历冲刷、交融、再平衡的过程。“蓝剑”从积极参与节日展示亲和，到敏锐察觉过度依赖的隐患，再到主动调整角色，推行“退后策略”与“中外搭档”，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他们不再仅仅是外来规则的执行者或帮助者，而是开始尝试成为本地社会治理能力重建的催化剂和协作者。他们正在学习，在这片复杂而饱经创伤的土地上，如何更好地运用自身的力量——不是替代，而是唤醒；不是给予，而是连接。这条路或许比单纯的巡逻执勤更为曲折，但也无疑更加接近维和行动“建设持久和平”的深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