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的碎片逐渐汇集。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和信息交叉比对，一个模糊的轮廓开始浮现。最初的几篇攻击性报道，均出自同一家与卡鲁鲁某反对派政治人物关系密切的小报。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造谣账号，其ip地址追踪显示频繁活动于邻国某个已知的情报活动热点城市。更有队员回忆，在谣言开始传播前，曾有一名自称“独立记者”的西方人，试图以“了解中国维和模式”为由，接近中国防暴队的培训场地，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明显引导性的问题，在被婉拒后表现得很不愉快。unpol一位与周浩私交不错的南非警官私下透露，他们监测到近期针对中国维和力量的负面信息流，与某个受外部资金支持、在卡鲁鲁活动、旨在“监督”联合国行动的本地所谓“公民社会组织”的舆论活动周期高度重合。
所有的线索，都隐隐指向一个方向：此次舆论攻势并非单纯的本地排外情绪或竞争对手的抹黑，而是可能有着更复杂的背景，甚至涉及区域性地缘政治博弈和某些势力试图削弱中国在非影响力的大棋局。 那个“公民社会组织”及其背后的资金和情报支持，很可能是关键的节点。
情况汇报到杨洛这里。他站在指挥所的地图前，目光深邃。查明潜在源头固然重要，但如何处置，更需要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如果是在国内，或者在某些灰色地带，我们或许可以采取更直接的措施。”杨洛对周浩和许航说，“但在这里，我们是联合国旗帜下的维和人员。我们的任何调查和反制行动，都必须严格在联合国框架和当地法律内进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扮演‘秘密情报员’或‘私下执法者’的角色。那会正中对方下怀，他们会借此攻击我们‘行为不透明’、‘干涉内政’，使我们从受害者变成理亏者。”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知道了可能谁在搞鬼，就装作不知道？”许航皱眉。
“当然不是。”杨洛摇头，“我们要做的是，将我们通过合法合规途径收集到的信息、分析出的疑点，以专业、客观、非指控性的方式，整理成一份详实的背景报告，通过正式的、书面的途径，提交给unpol相关部门和特派团领导层。报告中，我们只陈述观察到的事实、信息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基于公开情报的合理推断，不做出明确结论，更不点名道姓地指控任何特定国家或组织。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有组织的谣言攻势，破坏的是特派团内部的团结、维和行动的声誉，以及卡鲁鲁本已脆弱的稳定环境。”
他顿了顿，继续说：“同时，在报告附件中，我们可以附上我们已采取的透明沟通和正面宣传措施，表明我们积极应对的态度。我们要让特派团高层明白：第一，中国防暴队是负责任、守规则的队伍，我们遭受了不公正的攻击；第二，这种攻击的危害性超越了中国防暴队本身，关系到整个特派团的任务环境；第三，我们有能力、有方法保护自己并维护特派团的利益，但我们选择尊重规则，通过正式渠道寻求支持和解决。”
周浩立刻领会了杨洛的意图：“这是将我们的‘问题’，转化为特派团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推动特派团层面重视并采取行动，比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要有效得多，也合规得多。而且，由特派团出面调查或施压，名正言顺，力度也更大。”
“没错。”杨洛点头，“我们要善用规则，借力打力。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保持我们开放、合作、专业的形象。谣言或许能暂时混淆视听，但时间久了，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特派团同仁的判断也是基于事实的。我们越是冷静、克制、依规行事，那些躲在暗处煽风点火的人，就越是显得卑劣和虚弱。”
报告由周浩主笔，字斟句酌，历时两天完成。报告以“关于近期针对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不实信息传播的观察与应对情况汇报”为题，客观陈述了谣言内容、传播渠道、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初步信息关联分析，以及中国防暴队已采取的公开应对措施。报告最后，谨慎地提出：“此类有组织的信息攻击行为，如不加以重视和遏制，可能损害特派团内部协作氛围，侵蚀当地民众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信任，不利于卡鲁鲁和平进程。建议特派团有关部门予以关注，并在必要时协调资源，进行进一步调查和信息环境净化工作。”
报告通过正式渠道提交给unpol警察司长和特派团首席行政官。正如杨洛所料，这份理性、克制但信息量扎实的报告，引起了特派团高层的重视。尤其是在法庭袭击阴霾未散、安全形势严峻的当下，任何破坏内部团结和外部形象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特派团任务的严重威胁。unpol情报部门被要求加强相关监测，公共信息部被指示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澄清不实信息。特派团高层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势力利用信息手段破坏维和行动团结”的行为，并强调了各出兵国相互尊重、基于事实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虽然没有明确的后续行动公开，但效果是显着的。那几家小报的后续报道明显收敛，社交媒体上新增的谣言帖子大幅减少，已知的那个“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也变得低调。更重要的是，特派团内部，对中国防暴队的同情和理解增加了，一些原本可能受谣言影响的特派团文职人员或他国维和部队，通过这次事件，反而对中国防暴队的专业和克制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场暗流涌动的信息战，以中国防暴队坚守规则、借力打力的策略，暂告一段落。它没有惊心动魄的交火，却同样考验着指挥员的智慧、团队的纪律和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政治定力。杨洛在事后总结时对队员们说：“在任务区，我们不仅要应对看得见的枪弹，还要警惕看不见的唇舌。应对之道，不在于以谣制谣，而在于我们行得正、坐得直、说得清，并善于将自身的防御，转化为维护共同规则和利益的行动。 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政治素养，也是我们这支队伍逐渐成熟的标志。”
谣言的风波渐渐平息，但卡鲁鲁上空，真实的阴云依然密布。任务延期的压力，安全环境的恶化，都要求“蓝剑”在保持锋芒的同时，将剑柄握得更稳，眼光放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