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交部大楼国际会议中心。
清晨七点，三层专用会议室已经完成最后的保密检查和技术调试。深红色的环形会议桌上，按国别摆放着四套同声传译设备、加密通信终端和电子签名板。墙面的大屏幕被分割为四个区域：上方中央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方依次是缅甸联邦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王国的国旗。空气中弥漫着新布置的鲜花清香，但更浓重的是那种高级别国际会议特有的肃穆氛围。
杨洛站在观察室的单向玻璃后，看着工作人员做最后确认。他今天穿着深色西装，系暗红色领带——这是部里要求的着装规范，既庄重又不失威严。在他身边，陆振华正在最后审阅会议材料，陈默则与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确认流程细节。
“杨局，这是更新的会议议程。”陆振华递过平板电脑，“根据昨晚最后的外交通报，三国代表团都提升了级别：缅甸由内政部副部长觉敏中将带队；老挝由公安部副部长本扬少将带队；泰国由皇家警察总署副署长萨拉武上将带队——比原定的助理署长级别高。”
杨洛浏览着议程：“我们准备的证据材料，三国代表都提前收到了吗？”
“加密版本昨天下午已经通过外交信使送达各代表团驻地。”陈默回答，“但根据外交惯例，正式会议前他们不会给予实质性反馈。真正的博弈要在会议上进行。”
杨洛点头，目光投向会议室入口处陆续抵达的各国代表。缅甸代表团一行六人，清一色军装或警服，神色严肃；老挝代表团五人，相对朴素；泰国代表团七人，着装最为正式，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精致的警徽。中方代表团由公安部李副部长和外交部张副部长共同率领，陆振华、陈默、以及从春城紧急赶来的刘建国副厅长作为主要成员出席。
八点整，会议正式开始。
外交部张副部长作为东道主首先致欢迎辞，礼节性言辞后迅速切入正题：“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共同应对‘7·26’这起令人发指的跨国犯罪案件。案件造成十三名中国公民不幸罹难，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中方经过二十余天的全力侦查，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今天我们愿与各方分享进展，并探讨如何开展务实合作，将凶手绳之以法。”
接下来是公安部李副部长通报案情。大屏幕上同步显示经过脱密处理的证据摘要——不包括核心证人信息和最新情报来源，但足以展现案件全貌：从现场勘查发现的栽赃证据，到资金流向追踪，再到证人证言和通讯记录分析。每一页材料都配有中、英、缅、泰、老五国文字说明。
“根据我方掌握的证据，”李副部长语气沉稳而有力，“可以确认：此案是一起由塔昆犯罪集团策划，缅甸勐腊军武装人员实施，涉及泰国、老挝境内协助人员的蓄意谋杀栽赃案件。作案动机既有经济利益，也有阻挠湄公河流域执法合作的企图。”
证据展示持续了四十分钟。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翻动纸张的声音，各国代表的神情从最初的公事公办，逐渐变得凝重。当播放到坎拉提供的塔昆录音片段（经过脱密处理）时，缅甸代表团明显坐直了身体。
证据通报结束后，进入各国表态环节。按照外交礼仪，从级别最低的老挝开始。
老挝公安部副部长本扬少将是个五十多岁、面容和善但眼神锐利的老警察。他用老挝语发言，同声传译转化为中文：“老挝方面感谢中方分享案件进展。我们必须承认，之前对案件严重性的认识不足。根据中方提供的线索，老挝警方已经展开内部调查，确认有两名中级官员与塔昆集团存在不正当关系，现已停职审查。”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坚定：“老挝作为湄公河沿岸国，有责任维护流域安全。我们原则同意中方提出的加强执法合作的建议，愿意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这是个积极的开端。杨洛在观察室微微点头——李强在前沿的工作卓有成效，老挝的态度转变在意料之中。
接下来是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副署长萨拉武上将是位六十出头、鬓角微白的资深警官，曾在国际刑警组织任职，英语流利。他没有用泰语，而是直接用英语发言：
“泰方同样重视此案。案件发生在泰国水域，泰国警方有责任查明真相。对于中方提供的证据，泰方技术部门正在核实。但需要说明的是——”他话锋一转，“任何在泰国的执法行动，必须遵守泰国法律，由泰国警方主导。这是主权原则。”
他看向中方代表：“另外，中方材料中提到泰国警方内部可能存在‘问题人员’，这个指控很严重。泰方已经启动内部审查，但目前尚未发现确凿证据。希望中方能提供更具体的信息，以便我们核查。”
这番话既表达了合作意愿，又划定了底线，还巧妙地将内部清理问题推回给中方。典型的泰国式外交辞令。
最后是缅甸。内政部副部长觉敏中将身穿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的将星熠熠生辉。他用缅语发言，声音低沉而缓慢：
“缅甸政府高度重视中缅执法合作。对于‘7·26’案件，缅方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与中方同事开展了有效合作。但我们必须指出，案件涉及的区域情况复杂，特别是掸邦北部地区，存在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
他直视李副部长：“缅方注意到，中方证据指向塔昆和勐腊军。塔昆是缅甸公民，如果证据确凿，缅甸法律自会制裁。但勐腊军是缅甸的民族武装，涉及此类敏感问题，需要谨慎处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缅方建议，对塔昆的追查应与民族问题脱钩。”
观察室里，陆振华低声道：“他们在设置防火墙——可以抓塔昆，但不能动勐腊军。”
杨洛神色不变：“意料之中。看李副部长如何回应。”
会议室里，李副部长沉稳回应：“中方始终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追查的是犯罪，不是民族问题。无论涉案人员属于哪个组织，只要触犯法律，就应受到制裁。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法治原则，也符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精神。”
第一轮表态结束，进入实质磋商阶段。按照议程，接下来讨论具体的合作方案。
陆振华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调出了一份详细的《湄公河流域“7·26”案件联合行动方案（草案）》。方案分为四个部分：情报共享机制、联合侦查安排、嫌疑人控制与移交、以及湄公河航道安全长效合作机制。
“基于现有证据和各国关切，”陆振华用流利的英语阐述，“我们建议采取‘分步实施、协同推进’的策略。第一步，四国警方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共享所有涉案情报，实时更新塔昆及其核心成员的动向；第二步，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同步对涉案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包括缅甸对岩吞、梭温及其手下，泰国对涉案律师和保护伞，老挝对关联官员和联络点；第三步，在证据确凿、条件成熟时，对塔昆实施联合抓捕。”
萨拉武上将立即提问：“联合抓捕的具体模式是什么？谁主导？在哪里进行？”
“根据国际惯例和各国法律，”陈默接过问题，“我们建议采取‘所在地管辖、其他方协助’的原则。如果塔昆在缅甸，由缅方主导抓捕，中方和其他方提供情报和技术支持；如果在泰国，由泰方主导；如果在老挝，由老方主导。所有行动都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并通过正式司法协助程序进行。”
这个回答既尊重了各国主权，又确保了行动的合法性。本扬少将点头表示同意，觉敏中将面无表情，萨拉武上将则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各方就方案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激烈但专业的辩论。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