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内比都，特别法庭。
上午九点，可容纳两百人的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前排是各国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媒体记者，中后排则坐着缅甸政府官员、法律界人士以及一些身份模糊的观察者。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只有摄像机转动的轻微嗡鸣和偶尔翻动纸张的沙沙声打破沉寂。
被告席上，塔昆穿着整洁的白色衬衫和缅甸传统纱笼，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身边坐着三名律师——为首的是一位六十多岁、头发银白、戴金丝眼镜的英国御用大律师约翰·卡特莱特，旁边是他的缅甸籍助理律师以及一位泰国籍的国际法专家。这个豪华律师团的阵容一公布，就引发了法律界的震动。
公诉席上，坐着缅甸国家检察院的三名检察官，以及作为特别顾问参与诉讼的周涛检察官和陈默参赞。按照中缅司法协助协议，中方可以派员以顾问身份参与在缅的诉讼程序，但不能直接出庭公诉。
法官席上，三位法官神情肃穆。主审法官吴丹瑞是缅甸最高法院的资深法官，以严谨和专业着称。
“现在开庭。”吴丹瑞法官敲响法槌，“本案编号2023-cr-1876，缅甸联邦共和国诉公民塔昆·索温涉嫌谋杀、劫持、毒品犯罪等二十七项罪名。同时，本庭将一并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他看向公诉席：“公诉方，请陈述案件。”
缅甸国家检察院的资深检察官吴敏登起身，用缅语开始陈述：“尊敬的法庭，本案源于2023年7月26日发生在湄公河泰国段的特大暴力犯罪。十三名中国籍船员被残忍杀害，两艘中国货船被用于栽赃运输毒品。经过中缅两国警方联合调查，现已查明……”
陈述持续了四十分钟，概要介绍了案件背景、证据链和塔昆在犯罪网络中的核心作用。旁听席上不时响起低语，特别是当提到“塔昆亲自下达杀人指令”的录音证据时。
轮到被告律师发言。卡特莱特站起身，没有使用缅语，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法庭的同声传译系统立即工作。
“法官阁下，首先我必须指出程序问题。”卡特莱特的声音平静而有力，“我的当事人塔昆·索温先生是缅甸公民，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发生在泰国水域，所谓的‘受害者’是中国公民。根据国际法中的‘属地管辖优先’原则，此案应由泰国行使管辖权，而非缅甸。”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公诉席：“其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我必须提醒法庭：中国法律保留死刑，而缅甸已于1993年废除死刑。根据《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和缅甸《引渡法》第17条，如果引渡后犯罪嫌疑人可能面临死刑，被请求国可以拒绝引渡。这涉及到‘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法原则。”
周涛检察官在陈默耳边低语：“果然，他们第一招就打程序牌和死刑牌。”
陈默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吴敏登检察官起身反驳：“关于管辖权问题，犯罪行为虽然发生在泰国水域，但策划、准备、指挥均在缅甸境内完成。根据缅甸刑法第4条，缅甸对在其领土内策划并在境外实施的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至于引渡请求中的死刑问题——”
他看向周涛。周涛举起一份文件，吴敏登接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正式司法保证书，承诺如果塔昆被引渡到中国受审，将不会判处或执行死刑。”
卡特莱特立刻回应：“司法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存在争议。中国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其司法保证在国际法庭上的可信度存疑。更何况，此类保证书往往附带模糊条件，例如‘除非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而公诉方恰恰在强调本案‘情节特别严重’。”
法庭辩论从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旁听席上的各国外交官们神情专注，记者们快速记录，法律学者们则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休庭十五分钟后，进入证据质证环节。
公诉方首先出示了坎拉提供的塔昆下令录音。当塔昆那阴冷的声音通过法庭音响系统传出——“给中国人一个血的教训”——时，旁听席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
卡特莱特的应对策略是攻击证据的合法性：“这份录音的来源可疑。证人坎拉是犯罪集团成员，为换取宽大处理而提供证据，其可信度存疑。录音的提取过程不符合国际刑事证据标准，没有第三方在场见证，存在篡改可能。”
周涛向吴敏登递过一份文件。吴敏登出示：“关于录音的真实性，中缅两国联合技术专家组已经出具鉴定报告，确认录音未经篡改，声纹匹配度达到98.2%。鉴定专家组包括来自新加坡和德国的独立专家，全程录像。”
“即便如此，”卡特莱特不为所动，“录音内容模糊。‘给中国人一个血的教训’可以有多重解读，不能直接证明我的当事人策划了具体谋杀行为。”
接下来是岩吞的证言、资金流向记录、通讯数据分析……每一项核心证据，卡特莱特都从程序、来源、解释角度提出质疑。他的策略很明显：不在事实层面硬碰硬，而是通过攻击证据的合法性，在程序上制造障碍。
第一天的庭审在激烈交锋中结束。法官宣布休庭，次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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