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向大屏幕上新调出的湄公河流域地图：“所以，复盘的最后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从‘事件驱动’的专案侦办，转向‘机制保障’的常态治理？”
指挥室里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这才是复盘的核心价值。
“我提议，专案组在解散前，完成一份《关于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报告》。”杨洛说出了思考已久的构想，“报告要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四国警方常设协调机构；第二，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平台；第三，联合巡逻和应急响应机制；第四，执法人员培训和装备标准化；第五，跨国案件联合侦办规程。”
陆振华立即响应：“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可以以‘7·26’案件的成功合作为基础，推动机制化建设。外交部可以牵头，将这份报告作为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提案。”
“报告由专案组集体撰写。”杨洛看向周涛，“周检察官负责法律部分，陆局负责国际合作部分，敖钦负责侦查实务部分，龙鑫负责技术标准部分。其他人按专业分工参与。一周内完成初稿。”
“明白！”众人齐声回应。
散会后，杨洛独自留在指挥室。他打开保密邮箱，看到王柔发来的邮件：“思洛今天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她说要等爸爸回来亲自告诉你。你那边……快结束了吗？”
杨洛回复：“案件一审结束了，但还有总结工作。告诉思洛，爸爸为她骄傲，周末一定回家。”
点击发送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两年多的日日夜夜在脑海中闪过：从案发时的震惊愤怒，到侦查中的艰难突破，从国际合作的曲折博弈，到法庭上的激烈交锋……一幕幕如同电影。
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响起。杨洛接起，是周振国副部长。
“杨洛，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启动。”周副部长的声音传来，“按照程序，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这期间专案组可以进入收尾阶段，但核心成员要保持待命状态。”
“明白。”杨洛回答，“我们正在准备案件总结和机制建设报告。”
“很好。中央领导对专案组的工作高度评价，特别肯定了你们‘依法办案、国际合作、系统作战’的做法。”周副部长顿了顿，“等报告完成后，部里要开庆功会。但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安慰不是庆功，而是正义得到了伸张。”
“是的。”杨洛看向窗外渐深的夜色，“对那十三个家庭来说，对湄公河上跑船的千万中国人来说，平安就是最大的功绩。”
挂断电话，杨洛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经过走廊时，他看到敖钦和龙鑫还在技术室里讨论着什么，周涛和陆振华在会议室里修改报告提纲，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战斗，虽然一审宣判画上了句号，但影响还在延续——对法治的信仰，对生命的敬畏，对跨国犯罪的不妥协，都将通过这个案件，成为更多人坚守的信念。
走出公安厅大楼，春城的夜风带着凉意。杨洛抬头看了看星空，想起女儿思洛曾经问过他：“爸爸，坏人为什么要做坏事？”
他当时回答：“因为有些人忘记了，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地对待。”
现在他想补充一句：“而法律的意义，就是让那些忘记的人重新记起。”
手机震动，是王柔发来的思洛的照片。小姑娘拿着奖状，笑得像春天的花朵。
杨洛微微一笑，坐进车里。方向盘上，是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里的他们年轻而充满希望。
车子驶向家的方向。而对于“7·26”专案组来说，一段历史已经完成，而新的征程——从专案到机制，从应对到预防——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