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十月，空气中混杂着江水的湿气、煤烟的呛味，以及一种隐而不发的紧张。
贾玉振和苏婉清在周慕云的帮助下，于法租界边缘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安顿下来。
这是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阁楼，狭小却干燥，推开老虎窗，能看到远处江面上来往的船只。
周慕云是《大江文萃》副刊的主编，是苏婉清的表哥，在武汉文化界人脉颇广。
他深知贾玉振的价值，也理解他们需要隐蔽。“这里相对安全，但说话办事仍需谨慎。”他提醒道，“武汉如今是各方势力的角力场，水很深。”
暂时的安定，让贾玉振得以梳理一路的见闻与悲愤。
他没有急于发表什么，而是沉浸在周慕云丰富的藏书和各类报刊中，贪婪地吸收着信息，观察着这座“战时陪都”光怪陆离的生态。
他看到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报道，也看到了官员贪腐、投机倒把、奢靡享乐的花边新闻；
听到了民众高涨的抗日呼声，也嗅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对战争前途的悲观与动摇。
这种复杂的感受，在他心中酝酿，最终化为一首沉郁顿挫的词，他借用古词牌，灌注新时代的魂魄：
《江城子·戊寅秋于汉口闻警》
烽烟蔽日锁长江，
故园殇，雁难翔。
半壁河山，何处觅康庄？
酒绿灯红歌舞地，
犹醉死，昧天良！
书生无力挽斜阳，
笔如枪，字含霜。
哭罢苍生，再谱《破阵》章。
纵使身埋荆楚地，
魂化碧，护家邦。
这首词经由周慕云，在几位信得过的文友间传阅，很快便在武汉的文化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其词风豪放与沉郁并存，既有对国事的深切忧愤，又有对“朱门酒肉臭”的尖锐批判，更表达了“笔如枪”、“护家邦”的铮铮誓言。
许多人开始打听这位神秘的“贾先生”。
几天后，周慕云带来了一位客人——一位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面容清癯、目光却炯炯有神的老者。
“玉振兄，这位是陶行之先生，一直在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奔走。”
贾玉振肃然起敬，他早已听说过陶先生的大名。两人一见如故，从《明日食单》谈到乡村的凋敝，从《安家记》谈到教育救国的理想。
陶先生握着贾玉振的手，恳切地说：“贾先生，你的文章，给绝望的人以希望，这比空喊口号有力得多！望你坚守此志，为苍生泣血，为未来放歌！”
与陶行之的交往，让贾玉振感受到了文化界中坚力量的担当。
然而，另一场聚会，则让他看到了更多的侧面。
在一家咖啡馆隐秘的包间里，周慕云引荐他认识了更多文化界人士。
有慷慨激昂、主张“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剧作家田汉；有沉静睿智、正在构思鸿篇巨着的文学家茅盾；
也有对时局悲观、认为中国积重难返，暗示“和谈”或许也是一条出路的某位学者。
席间，争论不可避免。当那位学者隐晦地提及“识时务者为俊杰”时，贾玉振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先生所言‘时务’，是指倭寇的铁蹄吗？若这便是‘时务’，那我辈文人，更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等笔墨，或许无法直接杀敌，但若能凝聚一寸民心，提振一分士气，照亮一丝前路，便不负这七尺之躯，不负这读书人的良心！”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我一路北来，见过太多的牺牲。有士兵，有百姓，有我的朋友……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中国，没有退路！”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在座众人无不动容。田汉当场击节赞叹：“好一个‘没有退路’！贾先生，你这话，当浮一大白！”
这次聚会，贾玉振“悲愤诗人”与“坚定战士”的形象不胫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