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记·野火篇》在《七月》上连载，就像在重庆沉闷的浓雾里扔了几块石头，那漾开的波纹，连贾玉振自己都有些意外。
不仅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来，一些他压根没想到的“回响”，也开始悄然发生。
那天，两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袖口还蹭着黑亮机油渍的中年男人，经人介绍，有些局促地敲响了他阁楼的门。
他们是城里一家小机械修理厂的老板和老师傅。
“贾先生，”领头的王老板搓着一双粗粝的大手，声音带着点不好意思，“我们……我们几个粗人，都拜读了您那篇《屋顶上的田园》。写得太好了，写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他顿了顿，眼里闪出一点光：“我们厂里有些用剩下的铁皮边角料，扔了可惜。
几个老伙计一合计，就琢磨着，能不能照您文章里说的‘见缝插针’那个劲儿，敲打出一种轻便结实点的‘屋顶种植箱’？让那些屋顶、阳台，真能多几分收成。”
贾玉振先是一愣，随即心头一热。他没想到，自己纸上描绘的那点绿意，竟能在铁砧上敲打出回音。
他仔细看了他们带来的样品：是用废旧铁皮敲打成的长方形浅槽，边角磨得光滑，还细心地钻了排水孔，透着工人特有的实在。
“王老板，你们这才是真‘安家’啊！”贾玉振激动地拍着那铁皮箱子，“把念想变成了家什！”他当即允诺，要在下一期的专栏里，好好说说这桩来自民间的智慧。
没多久，一种被称为“铁皮种植箱”的物什，真的出现在了重庆街头的杂货铺里。
模样虽糙，价格也便宜，竟很受欢迎。
何三姐手脚最快，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两个，喜滋滋地架在了公寓天井的矮墙上，填土施肥，种上了小葱和朝天椒。那一点新绿在锈色的铁皮衬托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贾玉振看着，心里有种奇妙的踏实感。文字落进土里，居然真的能发出芽来。
这让他豁然开朗：《安家记》不能只是飘在半空的蓝图或抚慰，它得能接上地气，能变成普通人手里的一件工具、一个法子。
他起了念头，想在专栏里开辟一个小角落，就叫《安家记·践行录》，专门搜集、记录这些在夹缝里求生存、为“安家”添砖加瓦的民间智慧。
苏婉清的画笔，也跟着他的文字，勾勒着更细微的“安家”图景。
她画防空洞里，就着如豆灯火为孩子缝补袜子的母亲，针脚细密，像在缝合被炸裂的日常；
她画废墟间，几个面黄肌瘦的流浪儿，用碎瓦片和泥巴“办家家”，分配着幻想中的“好菜好饭”，神情无比认真；
她也画下了，在那盏共用的昏黄电灯下，公寓里几个不识字的女佣，笨拙而专注地，跟着一位识字的房客，在旧报纸的边角，一遍遍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
那些歪扭的笔画里，藏着一种沉默的、对尊严的渴望。
文字与画，像经纬线，交织着战时生活的质地。
然而，现实的狰狞从未远离。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变本加厉，尤其是所谓“101号作战”展开后，山城几乎被浸泡在爆炸与火焰里。
旧的伤口尚未结痂，新的巨响和火光又在另一处炸开。
警报声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死亡成了熟悉的邻居。
经历“五三”、“五四”那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后，贾玉振和苏婉清随着麻木的人流走出防空洞。眼前已非人间。
焦土、残肢、未熄的火焰，以及裹挟着尘埃与血腥气的风。
哭嚎与呻吟在废墟间飘荡。
一个母亲，呆坐在自家已化为齑粉的房基上，怀里紧紧搂着一个被砸得稀烂、露出棉絮的布娃娃，那是她女儿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温度。
苏婉清看着，手中的速写本“啪”地掉在地上，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什么也画不出了。
在如此具象的、铺天盖地的毁灭面前，什么“亮堂夜”，什么“娃娃餐”，都显得轻飘如纸灰，遥远得像上辈子的梦。
一种巨大的虚空和无力感，几乎将贾玉振吞没。
就在他快要被这悲怆溺毙时，目光却被另一群人拽住了。
那是些穿着不同样式、却同样沾满污垢的学生制服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何时组织起来，在废墟间奔跑、呼喊。有的帮着抬担架，有的分发着不知从何处弄来的清水，有的用尚且单薄的肩膀，试图撬开压住人的梁木。
一个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学生，脸上黑一道白一道，正蹲在一个与家人失散、吓得嚎啕不止的幼童面前，用沙哑却异常柔和的声音，哼着不成调的儿歌，从口袋里摸出半块压碎的饼干。
希望，并没有在废墟下死透。它从裂缝里，挣出了一张年轻而沾满灰尘的脸。
那一夜，在煤油灯颤抖的光晕里，四周的空气依然呛人。
贾玉振铺开纸，笔尖悬了很久，最终落下的不是《安家记》的章节，而是一串滚烫的、混杂着泪水的诗句：
《废墟上的雏菊》
——祭“五三”、“五四”罹难同胞
火舌，舔尽了昨日的炊烟，
瓦砾，埋葬了今晨的笑颜。
嘉陵江在呜咽，
山城，在每一个弹坑里流血。
我看见，母亲怀中冰凉的布偶，
我看见，断墙下永不瞑目的双眼。
苍天啊，何以降下这般酷烈？
大地啊，安宁究竟深埋在哪一层土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