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力量，在于唤醒集体的意志，在于描绘一个大家可以共同奋斗的未来。
如果沉醉于这种被神化的幻觉，去指点个人的命运，去掺和权力的游戏，那我们就背离了初衷。登得越高，摔得越惨。”
他看向那堆积如山的信件，眼神中充满了悲悯，却也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清醒。
“我们必须回信，但回信的方式要变。对于那些倾吐苦难、表达共鸣、立誓报国的，我们要择其精华，继续在报上刊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的心声有人听见。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而对于这些…”他指了指那封问卜求医的信，“以及那些请托关说的，必须统一婉拒。
我们可以起草一份固定的回函，态度要诚恳，语气要温和，但立场要坚定：我们专注于启迪民智、救助难民、呼吁抗战，无力亦无资格介入个人具体运程与地方事务。”
就在这时，一个负责初步分拣信件的学生拿着一封信走过来，脸上带着几分不同寻常的神色：“贾先生，胡先生，这里有一封从永川县城寄来的信，是一位中学教师写的。
他……他说他们那里的年轻人，感觉像是被世界遗忘了，看不到出路，很多人整天浑浑噩噩。
他恳求您，如果可能，一定要去他们那里讲一讲，哪怕一次也好…”
贾玉振接过那封信。信纸粗糙，字迹却端正有力，透着一股不甘沉寂的挣扎。
他久久凝视着这封信，仿佛能透过纸背，看到那个偏远小城里，一双双在黑暗中渴求光亮的眼睛。
阁楼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煤油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贾玉振缓缓将信放在桌上，用镇纸压好。
“看来，”他轻声说，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所有人，“我们这盏灯，不能只亮在重庆了。”
一股新的、更加庞大而复杂的压力，伴随着这雪片般的来信与远方殷切的呼唤，无声地笼罩下来。
如何在汹涌的民意与个人的局限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回应那些真诚的呼唤而不陷入被神化的陷阱？
如何将这一个人的光芒，真正变成可以照亮更多角落的星火？
这些问题，比面对楚天的明枪暗箭，更加考验智慧与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