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您认为您所倡导的这一切，在中国有实现的土壤吗？”
这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胡风在一旁微微蹙眉。
贾玉振沉吟片刻，答道：“一个健康的肌体，既需要骨骼（政府与军队），也需要血肉（社会与民众）。我们所做的，是试图让血肉更丰满，更有活力。这并非对抗，而是补充与滋养。至于土壤……”
他拿起一本《平民千字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历经苦难，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安居乐业’的向往。这向往，就是最肥沃的土壤。
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顺应这片土壤的需求，播下一些或许能生根发芽的种子。
能否长成参天大树，取决于时代的风雨，也取决于我们持续的努力，以及……更多人的觉醒与加入。”
他没有直接批评政府，而是巧妙地将其置于“骨骼”的位置，强调了民间“血肉”的重要性，既回答了问题，又避开了政治陷阱。
采访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结束时，玛丽·温斯洛合上笔记本，神情肃然。
“贾先生，苏女士，非常感谢你们。这次采访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更有深度和韧性的中国。
我想，斯诺先生看到了中国的‘红星’，而我今天，或许看到了中国的‘底色’——那种在最深重的黑暗中，依然顽强闪烁的、源自普通人的希望之光。
我会尽力将我所见到的，真实地告诉英语世界的读者。”
她用力地与贾玉振和苏婉清握手，然后在那位沉默翻译的陪同下，离开了夜校。
几周后，胡风设法弄到了一本航空寄来的美国《时代》周刊。
在其中的国际版块，赫然刊登着玛丽·温斯洛的长篇报道，配图是那张《她们的手》的组画（已获苏婉清授权）。
文章的标题颇为醒目：《“希望”的实验：在重庆的废墟与迷雾中》。
报道详细描述了她在希望基金的所见所闻，重点着墨于《我们的脚印》栏目所展现的透明与务实，工坊女工们的故事，以及贾玉振关于“骨骼与血肉”、“土壤与种子”的论述。
她没有将贾玉振塑造成一个反叛者，而是将其描绘成一个扎根于中国社会底层、富有远见和行动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实践被视为中国社会在战争压力下迸发出的内生性活力与自我救赎的尝试。
这篇文章，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户，让西方世界首次窥见了一个超越于政府宣传与军事报道之外的、充满人文关怀与现实挣扎的中国抗战侧面。
“贾先生！您看！洋人的大报登了咱们！”阿四举着那本《时代》周刊，兴奋地跑进阁楼，脸上洋溢着自豪。
贾玉振接过杂志，仔细阅读着文章的英文内容（由胡风在一旁翻译）。他的表情依旧平静，但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国际声望，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更广阔舞台的可能，也意味着他将被置于更强烈的聚光灯下，面临更复杂的审视与来自各方更巨大的压力。
他看着窗外，山城的雾气似乎永远都在。
但这一次，他感觉到，有一束光，正试图穿透这浓雾，从遥远的大洋彼岸照射过来。而这束光，将会照亮前路，还是会引来更多的暗箭？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他所代表的“希望”，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更大的历史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