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县城那位中学教师的来信，像一根细细的针，刺破了因海量来信而产生的些许迷茫与疲惫。
它提醒着贾玉振，在他所触及的重庆之外，在那更广袤而沉默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灵魂在黑暗中渴求着一丝光亮。
而这根针，仿佛也捅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各种规格、各种来源的邀请函，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希望周刊》的编辑部和希望基金的阁楼，其数量虽不及民众来信那般铺天盖地，但其分量，却每一封都沉甸甸的。
张万财捧着一摞烫金或带着明显官方印记的信封，脸上既有兴奋也有忐忑：“贾先生，您看！昆明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希望您去讲讲《未来之书》里的教育蓝图！
还有这个，桂林文化界抗战协会，想请您去座谈！这都是正经的文化团体，是好机会啊！”
何三姐也翻看着几封，咂咂嘴：“哟，这还有广西李长官公署的请柬？请先生去‘考察民情，指导文化建设’？乖乖，这排场不小。”
她压低声音，“不过我可听人说过，那位李长官，心思深着呢，怕不是只想借先生的名头往自己脸上贴金吧？”
胡风带来的信函则更为复杂一些，除了几所内地大学的邀请，还有一封措辞谨慎、来自某资源委员会官员的私人信函，隐晦地表达了对贾玉振工业思想的兴趣，希望能“私下请教”。更有一封通过特殊渠道转来的、没有落款的英文信件，经胡风找人辨认，是来自一位常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希望能对他进行“一次深入的、面向国际社会的专访”。
一时间，小小的阁楼仿佛成了各方势力瞩目的焦点。进步的、保守的、地方的、中央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力量都试图伸出手，想要触碰、借用、或者试探这柄由民意锻造而成的“精神权杖”。
团队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
张万财倾向于接受部分邀请，尤其是那些文化教育团体的：“贾先生，咱们的理念需要传播出去啊！困在重庆一地，终究是池中之水。
走出去，让更多的青年听到您的声音，让希望基金的种子撒到更多地方，这是好事！
况且，这也是护身符，邀请方越多，声望越广，楚天那些人就越不敢动我们！”
胡风则持谨慎反对的态度，他指着地图，忧心忡忡：“玉振，你看，这些邀请遍布西南，甚至涉及桂系、滇系的地盘。
此时离开重庆，等于离开了我们经营已久、尚有周旋余地的根基。
外面情况复杂，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一旦踏入，很容易被卷入地方争斗，或者被孤立起来，届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风险太大！
我以为，眼下还是应该深耕重庆，稳固根本。”
苏婉清安静地听着，待两人说完，她才轻声开口，目光却看向贾玉振：“走出去，是迟早的事。星火总要燎原。
只是，去哪里，如何去，需要仔细权衡。我们需要的是能真正播种的地方，而不是被人当花瓶摆设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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