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半夜里停的。
清晨的重庆，雾气从江面升腾起来，漫过残破的码头，爬上湿漉漉的石阶，最后缠绕在七星岗高低错落的屋檐下，像一层洗不净的灰纱。
街面上的积水映着天光，晃晃悠悠的，偶尔被早行的黄包车轧碎，溅起细小的水花。
《希望周刊》的报童比往日出来得更早些。他们挎着鼓囊囊的帆布包，手指冻得通红，嗓音却格外清亮：
“看报看报！《希望周刊》头版特刊！贾玉振先生新作《友邦惊诧论》！”
“一字一滴血，一句一把刀！专治软骨病！”
“快来看啊！贾先生教你怎么挺直腰杆说话！”
第一声叫卖响起来的时候，茶馆刚卸下门板，伙计正打着哈欠生炉子。
掌柜老陈擦了擦油腻的柜台，顺手接过报童递来的报纸——这是老规矩，店里总得备几份。
他漫不经心地展开，目光落在头版那篇占据了半个版面的文章上。
标题只有五个字：《友邦惊诧论》。
老陈识得些字，起初只是随意瞥着。
看着看着，擦柜台的动作慢了下来。再看着，手停住了。
他扶了扶老花镜，凑近了些，嘴唇无意识地翕动，顺着那些墨字往下读。
炉子里的煤块“啪”地爆了一声。老陈猛地抬起头，脸上是一种见了鬼似的表情。他左右看看，然后一把扯下围裙，朝里间喊：“三儿！快来！快来看看这个！”
上午九点，雾气渐散。
“四海茶馆”里已经坐满了七八成。
跑堂提着长嘴铜壶穿梭在桌椅间，水汽氤氲。但今日的茶馆，气氛有些不同。
往日里，茶客们谈的是米价、战事、家长里短，声音嘈杂得像个蜂巢。
今天，许多桌上都摊着一份《希望周刊》，人们围坐着，脑袋凑在一起，压低声音议论，神情兴奋又带着某种克制的激动。
靠窗那桌，坐着三个老茶客：拉黄包车的赵大个、码头记账的孙先生、还有前清秀才出身、如今靠给人代写书信为生的周老爷子。
“赵哥，你瞧瞧这段！”孙先生手指点着报纸，声音压得低，却压不住那股子亢奋，“‘跪着的人，视线与尘埃齐平。
他们看见洋人的皮鞋光亮，便惊诧其工艺；听见洋人的言语腔调，便惊诧其文明……’我的老天爷，这写得太透了！可不就是那么回事！”
赵大个不识字，急得抓耳挠腮：“孙先生，您给念念，到底咋说的？”
周老爷子捋着稀疏的山羊胡，慢悠悠地开口，眼中却有精光闪动：“这篇文章，通篇在论一个‘惊诧’。
说有些人跪久了，见洋人什么都惊诧，独独不见自家山河破碎、同胞受苦该惊诧。
更可悲者，自己跪着，还怕别人站着说话惊着了洋人，忙不迭要捂人家的嘴。诛心之论，字字见血啊。”
旁边一桌的年轻人凑了过来，是个穿学生装的青年：“周老，您觉得贾先生这话，会不会……太尖锐了？真惹恼了上头，或者……那些‘友邦’？”
孙先生哼了一声：“怕什么？贾先生说错了吗？咱们缺援助不假，可也不能缺了脊梁骨！我算账的，知道账该怎么算——人情债最难还，尤其是弯着腰借来的！”
赵大个虽然听得半懂不懂，但“脊梁骨”三个字他懂，一拍大腿：“就是这个理！咱拉车的，腰杆也得直着！洋人坐车该给钱也得给钱不是？”
茶馆里其他角落，类似的议论在发酵。
有人拍案叫绝，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沉默深思。
那份薄薄的报纸，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了不同人的心里，滋啦啦冒出不同的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