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天，重庆是灰色的。
不是雾，是比雾更重的东西——压在茶馆的茶桌上，挂在码头的缆绳上，黏在每个人走路的脚步里。卖报的童子喊“号外”时，声音都是蔫的。
茶馆里有人说：“听说了吗？太行山那边，一个村子的人，全让鬼子用刺刀挑了。”
另一人说：“早知道了。何止一个村子，十个都不止。”
然后就是沉默，只有茶碗盖刮碗沿的刺啦声，一下，又一下。
投降的话没人敢大声说，但小声的嘀咕到处都是。“打不过啊……”
“死那么多人，图啥呢？”
“汪先生那边，听说日子还过得去……”
这些话像阴沟里的水，暗暗地流。
希望基金的院子里也静。女工们还是来上工，但缝纫机的“嗒嗒”声有气无力。
何三姐教小梅锁扣眼，教了三遍，小梅还是错。
何三姐叹口气，没骂她，只说了句：“想哭就哭吧，哭完了再学。”
小梅眼泪又下来了。
张万财在仓库里清点那批美国机器，账本上的数字老是算错。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对身边的伙计说：“先歇会儿吧。”
伙计“嗯”了一声，蹲在门槛上，望着天，说：“张先生，咱这些机器，真能用上吗？别等咱学会了，国都没了……”
张万财没说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变化就开始了。
最先动起来的是报童。但今天他们不卖报，是送报。
一叠叠还带着油墨味的《希望周刊》特刊，塞到早起扫街的清道夫手里，塞到挑着担子出摊的菜贩手里，塞到蹲在江边等活的码头工人手里。
“不要钱！贾先生让送的！一定要看！”
报童的声音脆生生的，在晨雾里传得很远。
然后是说书先生。
朝天门码头最大的茶馆“聚贤居”，说了一辈子《三国》《水浒》的刘铁嘴，今天破天荒没拍醒木。
他戴起老花镜，拿起那份特刊，清了清嗓子，用说惯评书的腔调，念起上面的文章：
“黄粱梦之《恒河梦魇》。天还没亮，帕万醒了。是饿醒的。肚子里空得发慌，像有只爪子在里面轻轻挠……”
茶馆里本来稀稀拉拉坐着几个早客，正蔫头耷脑地喝早茶。
听见这开头，有人抬起头。不是打仗的故事，也不是英雄传奇，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一个陌生的地方。
但刘铁嘴的声音有种魔力，他把帕万在恒河边的早晨，念得让人身临其境——那污浊的河水，那垃圾山的恶臭，那趴在地上给高种姓让路的屈辱。
念到帕万在垃圾堆里和野狗抢食时，一个端着茶碗的老茶客，手抖了一下，茶水洒在裤子上，他没察觉。
念到帕万听说“龙国”（中国）工人能吃饱饭、孩子能上学时，角落里一个一直埋头抽烟的中年汉子，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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