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许大茂扛着麻袋晃晃悠悠回来后，赵建国可就不淡定咯。他在屋里闷坐了半宿，灯也不点，床也不躺，就那么跟个入定的老僧似的。外面院子里那点动静，脚步声、关门声、咳嗽声，就跟刻在他脑子里似的，他都一一给记下了。
第二天呢，他跟往常一样麻溜起床，推着车就去上班，脸上那叫一个风平浪静，啥都瞧不出来。可从那天起啊，他添了个新习惯。每天天还黑黢黢的，他就跟夜游神似的溜达出来，手里拎着个空水桶，慢悠悠地往井边走。其实呢，他那耳朵跟雷达似的竖着，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四合院这点风吹草动，都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到了第三天清晨，天刚有点蒙蒙亮，赵建国才走到院门口，就听见“哎哟”一声惨叫，接着是“扑通”一响，跟放鞭炮似的。他一抬头，嘿，就瞧见阎埠贵正坐在井台边上，一手抱着右腿，那脸皱得跟个老菊花似的，嘴里还哼哼唧唧的：“断了断了！这回可真断了！昨儿晚上起夜脚下一滑，我这腿怕是废咯！”
这一嗓子可不得了，秦淮茹跟个炮弹似的从屋里冲出来，傻柱也探出头来瞅瞅，贾东旭刚要出门上班，赶紧折了回来。一时间，全院的人都跟蜜蜂似的围了上来。阎解成更是急得直搓手，那手都快搓出火星子了：“爹啊，你可别吓我，要真断了，上班咋算？口粮还能不能多给点？”
“断了还能咋办？”阎埠贵抽着冷气，眼泪都快挤出来了，“我这把老骨头，为集体操劳了一辈子，到头来摔一跤，没人管没人问，唉，我这命啊，比黄连还苦哟！”
赵建国站在人群后头，也没往前凑，就低头瞅了瞅井台边的湿泥。嘿，昨夜压根儿没下雨，井沿干得能冒火星子，脚印也浅得可怜，阎埠贵那双布鞋底干干净净的，连个水渍都找不着。他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跟着劝：“三大爷您别急，先躺着，我帮您喊大夫。”
“大夫也晚了！”阎埠贵摆摆手，那架势跟赶苍蝇似的，“我这腿，得养！三个月起步！以后不能上班了，得按伤残待遇走！”
这话一出来，赵建国眼皮都跳了一下。伤残待遇？那可是工伤才有的事儿啊，他一个红星小学小职员，半夜上个厕所摔一跤，也能算工伤？再说了，他刚才落地那姿势，活脱脱像个踩到西瓜皮的老头，可偏偏腿没歪，腰没扭，坐那儿嚎得比谁都响，动作却稳得跟泰山似的。
赵建国也没吭声，拎着水桶回屋了，可心里却开始记账了。他从床底下摸出那个小本子，翻开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阎埠贵，三月十八，晨六时，井边‘摔伤’，鞋底无水，动作灵活，疑造伪证。”
从那天起，赵建国每天起得更早了，跟个勤劳的小蜜蜂似的。他发现阎埠贵白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一到天还没亮，屋里就有动静。有一次他假装起夜，偷偷趴在窗根下往里瞅，就瞧见阎埠贵踮着脚，一手端着夜壶，一手从柜子顶上取咸菜坛子，那动作利索得跟只猫似的。
还有一次，他看见阎埠贵蹲在屋角，偷偷把窝头掰成小块，藏进炕席底下，嘴里还嘀咕着：“省一口是一口，伤残户多吃半两呢。”
赵建国把这一条条都记进本子，写得密密麻麻的，跟蚂蚁搬家似的。他也不揭穿，也不戳破，就跟没事儿人似的照常打水、上班、回家，仿佛啥都没看见。
可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老东西，精着呢。装伤可不是为了治病，是为了少干活、多吃粮，把省下的口粮偷偷攒着，指不定哪天就拿去换点别的，就跟个小商贩似的。
就在赵建国盯着阎埠贵的时候，另一头的刘家也闹腾出动静来了。
那天早上，天刚亮，赵建国跟往常一样在院里晃悠，忽然听见刘家屋里传来“啪”的一声脆响，紧接着是小孩抽泣的声音。他一扭头，就见刘光福站在堂屋中央，左手背红了一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跟个受气包似的。刘海中背着手站在他面前，脸色铁青得跟块铁板似的：“《为人民服务》第三段，背！错一个字，打一下！”
刘光福哆嗦着开口：“……人……人固有一死……”
“人”字刚出口，手心又挨了一巴掌，那声音清脆得跟拍蚊子似的。
“爸！我……我背错了？”刘光福眼泪终于掉了下来，那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人’字没错，可你声音发抖，态度不端正！”刘海中瞪着眼，那眼睛跟灯泡似的，“你大哥刘光齐，自愿去了三线建设，人家一声不吭就走了，你呢？背个语录都畏畏缩缩，丢不丢人？”
赵建国听得眉头都皱成了一个疙瘩。刘光齐的事他听说过，厂里突然调人，连家属都没通知，一封电报打回来，只说“服从安排，勿念”。
刘海中那天回来脸色就不好看，可没想到，这火气全撒在两个小的身上了，这刘海中，跟个火药桶似的。
接下来几天，赵建国发现刘家的早晨都成了“政治学习课”。刘光天和刘光福天不亮就得站好，背语录、念报纸，错一个字打一下手心，饭桌上也按“劳动表现”分饭——谁背得好，谁多吃半个窝头；谁要是哭鼻子，当天就只能喝稀的。
最离谱的是，刘海中还当着全院人的面表扬自己：“咱们老刘家，讲规矩！讲纪律！不像某些人，装个病就想占国家便宜！”
这话明显是冲着阎埠贵去的。阎埠贵躺在屋里听见了，气得直拍床，那床都快被他拍散架了：“我这是工伤！有政策依据！你懂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