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从太监的口中听说了不少细节：周延儒暗地里让家仆将三件新制的锦袍拿到砂石地上反复摩擦，磨旧了布料，还特意用剪刀剪出破洞，再让府里的老妈子用粗线缝补，故意留着毛边；吴阿衡为了让玉带看起来更“旧”，竟让下人用茶水反复浸泡，还往上面抹了一层灰；还有几位御史，偷偷在朝服上洒了几滴菜油，又故意放在潮湿的地方捂出几点霉斑，营造出“食不果腹、连衣服都无暇打理”的假象。
他们嘴上说着“响应陛下节俭之召，为天下表率”，实则是用这拙劣到可笑的把戏，演一场心照不宣的“比穷”戏码——谁的衣服更旧、谁的补丁更多，谁就能在皇帝面前装出“清贫”的模样，就能名正言顺地逃避捐饷。
崇祯帝太清楚这群人的家底了。去年巡按御史弹劾漕运总督贪墨，查抄家产时，单是白银就搜出了二十万两，还有无数的古玩字画、良田宅邸；就连品级最低、俸禄最少的礼部主事，家中都有良田百亩、商铺三间，平日里出门都是八抬大轿，家仆成群。可如今，辽东前线的将士们缺衣少食，寒冬腊月里还穿着单衣，连饭都吃不饱；后金的铁骑日日在边境叩关，烧杀抢掠，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王朝的命脉像一根紧绷的弦，随时可能断裂，这群官员却攥着自己的私产不肯松半分，反倒用一件破袍烂衫来糊弄他，传递着同一个无声的信号：“陛下您看，臣已穷到这般地步，连件新衣服都穿不起了，实在无钱可捐啊！”
他的目光落在阶下，将官员们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有人故意缩着肩膀，胸膛微微内收，仿佛旧袍下裹着的是瘦弱不堪、营养不良的身躯；有人咳嗽时，刻意压低声音，让声音听起来沙哑无力，怕露出“中气十足”的破绽；还有人偷偷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同僚的袍服，眼神里带着几分攀比——比着谁的补丁更显眼、谁的旧袍更破旧，像是在比谁更有资格“贫穷”。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崇祯帝的心底缓缓升起，顺着脊背往上爬，穿过厚重的龙袍，连殿内烛火的温度都暖不透。这些人，本该是大明的梁柱，是他倚仗着稳固江山、安抚百姓的臣子；他们拿着朝廷的俸禄，享受着百姓的供养，本该在王朝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可如今，他们不想着如何筹措军饷，如何加固边防，如何安抚前线饥寒交迫的士兵，如何救济流离失所的流民，反倒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这场形式主义的表演上——用一件破袍遮藏自己的贪婪，用一副窘迫的模样掩盖装满私银的钱袋，在王朝摇摇欲坠、即将倾覆的时刻，只忙着保全自己的利益，像一群只知囤积粮食的老鼠，哪怕大厦将倾，也不愿分出一粒米。
这哪里是什么“节俭”？分明是道德的彻底沦丧，是良知的完全泯灭。明末的官僚体系，早已从根骨里腐烂了——从中央到地方，贪腐成风，私欲横流，责任感、担当心被无尽的贪婪啃噬得一干二净。他们宁愿看着后金的铁骑踏过辽东的土地，将百姓的家园烧成灰烬；宁愿看着流民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尸体倒在路边无人掩埋；宁愿让大明的江山在风雨里飘摇，一步步走向灭亡，也不愿从自己鼓鼓的钱袋里掏出一两银子，为王朝续上一口气。
当“穿旧衣避捐”成了朝堂上心照不宣的共识，当“比穷”成了官员们自保的生存技巧，当虚伪成了人人追捧的“智慧”，这个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气数早已在这场荒诞的闹剧中，一点点消散在除夕的寒风里，像烛火一样，随时可能被吹灭。
崇祯帝缓缓端起面前的酒杯，杯中的酒液早已冰凉，滑过喉咙时，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从喉咙一直凉到心底。他望着阶下这群穿着破袍、装着贫穷的官员，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像一场荒诞到极致的噩梦——高高的龙椅之下，不是辅佐君王的贤臣良将，不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能臣，而是一群只知自保、贪婪自私的蛀虫，他们正一点点啃噬着大明的根基，啃噬着王朝最后的希望。
殿内的烛火摇曳得更厉害了，将官员们的影子投在宫墙上，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个丑陋的鬼魅，在金銮殿上张牙舞爪。这场崇祯五年除夕宴上的“破袍闹剧”，终究成了明末朝堂沉沦的缩影，成了王朝走向灭亡的注脚，也成了压在崇祯帝心头的又一道沉重枷锁，一道永远卸不下的、带着血腥味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