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暖阁里，地龙烧得正旺，却驱不散崇祯帝眉宇间的寒意。案头摊着两份截然不同的文书：一份是户部呈报的边饷亏空清单，红笔圈注的“缺银三百余万两”刺得人眼疼；另一份则是锦衣卫密查的皇族财势奏报，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张张摊开的金山地图，却让这位帝王越看越心焦——他终于确信，那些盘踞在大明疆土上的藩王，才是藏着最多银子的“活国库”。
“官员贪腐不过是涓涓细流，这群龙子龙孙，才是吞尽天下财富的渊薮！”崇祯帝将奏报拍在案上，青瓷笔洗里的墨汁溅出几滴，在黄绫桌布上晕开深色的痕。他想起前日与户部尚书的争执，对方哭求“内帑已空，唯藩府可筹”，那时他还存着几分犹豫，此刻锦衣卫的密报，却将这份犹豫碾得粉碎。
首当其冲的，便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密报上“首富无出其右”六个字，几乎要透出纸背。这位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当年差点夺走明光宗的太子之位，就藩时的风光，至今仍是朝野旧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万历帝一口赐下两万顷良田，折合两百万亩，中州之地良田不够，竟从山东、湖广跨省划拨，沿途州县为了丈量土地、迁移农户，耗银无数，最终都化作福王府庄田的界碑。更遑论那三千张淮盐盐引，握在手中，便等同于垄断了半个天下的盐利——要知道，淮盐是江南富庶之地的必需品，一张盐引便能带来数百两白银的利润，三千张盐引，便是年入数十万两的稳定财源。
锦衣卫的探子还在奏报里附了一段细节：福王府的后厨，每日要倒掉数十斤新鲜肉食，只因王爷嫌弃口味不佳；府中珍宝阁里，万历帝当年御赐的夜明珠、翡翠屏风，被仆人擦拭得锃亮，却从未有人想过，这些珍宝若折价变卖，足够辽东守军三个月的军饷。崇祯帝闭上眼，仿佛能看到洛阳城中，福王府的高墙遮天蔽日，墙内是酒池肉林，墙外是饥民流离——这位皇叔的财富与吝啬，早已是全国皆知的笑话，可笑话背后，是大明百姓的血汗，是边关将士的冻骨。
视线往下移，成都蜀王朱至澍的名字映入眼帘。与福王的张扬不同，蜀王府的财富藏得更“体面”。密报称，蜀藩两百余年的基业，靠的从不是巧取豪夺，而是历代皇帝的赏赐与合法的地租、商业收入——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土地，半数归蜀王府所有；城中的绸缎庄、当铺、粮行，十家有八家挂着蜀王府的招牌。探子曾潜入蜀王府的库房，见金砖码得齐腰高，银锭用麻布裹着，堆到屋顶，甚至有几箱铜钱因存放过久，长出了铜绿。蜀王素来以“贤德”闻名，可这份“贤德”，却从未惠及过成都城外的灾民，更别提远在边关的将士。
再往南，便是武昌的楚王朱华奎。湖广鱼米之乡的富庶，大半流进了楚王府的腰包。密报里特意提到，楚王府的承运殿，梁柱皆裹着金箔，地砖是江南烧制的金砖，府中私藏的粮食，足够武昌城百姓吃三年。崇祯帝想起去年湖广巡抚的奏折，说当地旱灾，百姓易子而食，恳请楚王开仓放粮，却被楚王以“王府存粮需留作自用”为由拒绝。他不禁冷笑——日后张献忠兵临武昌，守城将领求楚王出资饷军，这位王爷竟说“唯有承运殿的裹金大梁可砍去用”，这般吝啬，倒与此刻的贪婪一脉相承。
开封的周王朱恭枵，算是藩王里的“异类”。密报评价其“底蕴雄厚，性情稍显开明”。周藩在开封经营数代，庄田、商铺遍布河南，财富虽不及福王、楚王，却也足以支撑起一座“小国库”。崇祯帝注意到探子特意标注的一句：“周王府库中，存银百万两有余，绸缎、粮草不计其数”，只是这份财富，要等到十年后李自成围攻开封时，才会被周王的后人拿出来犒赏守军——而眼下，崇祯四年的周王，还在守着金山，看着河南的饥民流离失所，看着边饷一次次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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