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站在殿内，听着杨廷麟的嘶吼，心中五味杂陈。他何尝不知道杨廷麟是忠臣？何尝不知道议和是“与虎谋皮”？可他更清楚，大明已没有选择的余地。杨廷麟的忠诚，是血气方刚的理想；而他的决断，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陛下，”周延儒小心翼翼地开口，“杨廷麟虽有罪，却也是为了大明。若真将他革职查办，恐朝中言官会借机弹劾，说陛下‘拒谏饰非’，反而不利于议和之事。不如暂且将他关押，待议和事成，再作处置？”
崇祯帝沉默了。他知道周延儒说的是实话——朝中言官本就对议和之事议论纷纷，若此时严惩杨廷麟，必会引发更大的风波。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罢了！传旨，将杨廷麟打入锦衣卫诏狱，严加看管，不许任何人探视。待日后，再作论处。”
王承恩领旨而去，文华殿外的嘶吼声渐渐平息，只剩下寒风呼啸。崇祯帝走到窗边，望着杨廷麟被拖拽而去的方向，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无奈，也有一丝愧疚。他知道，杨廷麟的奏疏，字字都是肺腑之言；他也知道，自己的决定，很可能会被后人唾骂。可他是大明的皇帝，他必须为江山社稷负责，哪怕背负千古骂名。
“周延儒，”崇祯帝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袁崇焕的旨意，可曾送出？”
“回陛下，已由快马送出，预计五日内可到宁远。”周延儒躬身道。
“那就好。”崇祯帝点了点头，目光重新落回御案上的陕西军情奏疏，“陕西的流民之乱，不能再等了。传旨给洪承畴，命他死守西安，若西安有失，提头来见！再命兵部，调宣府、大同的兵马，增援陕西，务必在三个月内，平定李自成、张献忠之乱！”
“臣遵旨。”周延儒躬身领旨，心中却叹了口气——陛下的算盘打得虽好，可宣府、大同的兵马，本就防备蒙古，若调往陕西，蒙古若趁机来犯，又该如何？可他不敢说，只能将这担忧压在心底。
文华殿内，再次恢复了寂静。崇祯帝坐在御案前，拿起杨廷麟的奏疏，轻轻展开。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靖康之耻”“与虎谋皮”等字眼上，刺眼夺目。他想起了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时的豪迈，想起了成祖朱棣五征蒙古时的霸气，再看看如今的大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心中一阵刺痛。
他何尝不想像太祖、成祖那样，挥师北上，横扫后金？何尝不想让大明重振雄风，万邦来朝？可他不能——他没有太祖的雄才大略，没有成祖的铁血手腕，更没有当年大明的强盛国力。他能做的，只有在绝境中，寻找一线生机。
“杨廷麟啊杨廷麟，”崇祯帝低声自语，“若大明真能挺过这一关，朕定会为你平反。可若挺不过……朕也只能对不起你了。”
他将奏疏折起，放入锦盒，锁在御案的抽屉里。这封奏疏，不仅是杨廷麟的死谏，更是他这个皇帝的无奈。他知道，从允准议和的那一刻起，他就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前方，是皇太极的野心，是袁崇焕的忠诚，是李自成的叛乱；身后，是言官的弹劾，是百姓的期盼，是列祖列宗的目光。
而此时的锦衣卫诏狱内，杨廷麟被关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牢房里。他身上的青衫已被撕扯得不成样子，膝盖上满是血痕，却依旧挺直了脊梁。他望着牢房的小窗，心中没有后悔，只有一丝担忧——他怕，自己的死谏，终究没能唤醒陛下；他怕，大明的江山，真的会毁在这场议和之中。
“陛下，臣已尽忠，若大明真的亡了，臣便在地下，陪您一起，见列祖列宗……”杨廷麟低声呢喃，眼中流下两行清泪。
紫禁城外的寒风，依旧在吹。杨廷麟的死谏，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大明这潭死水，激起了层层涟漪。朝中言官听闻杨廷麟被关入诏狱，纷纷上书弹劾袁崇焕“擅权通敌”，弹劾周延儒“逢迎陛下，赞同议和”；辽东的袁崇焕，还在等待崇祯帝的旨意，却不知京城已因他的议和之举，掀起了轩然大波；沈阳的皇太极，正密切关注着宁远的动向，等待着范文程从蒙古带回的消息。
一场由议和引发的风波，正在大明的朝堂上愈演愈烈。而崇祯帝，站在这场风波的中心，像一个孤独的舵手，试图驾驭着大明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在惊涛骇浪中，寻找一条生路。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最终会将大明带向何方；他只知道，自己已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