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优先b级”：他们享受“优先a级”分配后的剩余收益，并拥有对重大风险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3. “普通级（劣后级）”：由“兄弟资本”自有资金和愿意承担高风险的gp团队构成。他们承担基金的所有初期亏损风险，但在基金获得超额收益时，将获得大部分的利润分成（carry）。
这个方案，用精妙的结构设计，完美地匹配了不同资本的不同风险偏好。国家资本获得了“绝对安全”，机构资本获得了“风险可控”，而“兄弟资本”则用承担更高风险的方式，博取了未来更大的收益。它将银行的“担忧”，变成了一次展示其顶级金融工程能力的“路演”。
第二步：法律框架的“创造性重构”。
左帅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构想：将“东北母基金”的注册地，从内地，移到香港。
“我们将以香港为‘超级联系人’，构建一个完全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受香港法律保护的离岸基金体系。”左帅解释道，“所有境外资本，都将注入香港母基金。然后，由该基金，通过一系列符合内地法律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通道，对东北的子基金和项目进行投资。所有的资金流转，都在阳光下进行，并接受两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同时监督。”
这个设计，不仅彻底规避了所有的法律风险，更以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方式，为当时正在探索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先行先试”样本。
第三步：人才激励的“终极阳谋”。
面对人才的观望，加代亲自出马。他没有去说服那些基金经理，而是直接飞往波士顿，拜访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顶级经济学教授，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默顿。
他没有谈薪酬，只谈一个“梦想”。他邀请这些世界级的“大脑”，共同组建一个“东北振兴计划国际顾问委员会”，为整个计划提供最高级别的战略指导。
消息一出，全球金融圈为之震动。能与诺奖得主共同管理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项目，这种“荣誉”和“履历”，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之前还在犹豫的顶级基金经理们，立刻蜂拥而至，几乎挤破了“兄弟资本”的门槛。
两周后，北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宁先生再次召集了包括王长庚在内的所有相关方，听取“兄弟资本”的澄清报告。
王长庚的团队，再次陈述了他们报告中的种种“风险”。
然后，加代走上台。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只是将那份被命名为“凤凰涅盘2.0”的全新方案，呈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当他讲解完那套精妙绝伦的“结构化设计”、“离岸在岸联动框架”和“全球顶层智力架构”后，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王长庚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混杂着震惊与挫败的表情。他发现，自己所有的攻击，都如同打在了更坚硬的合金上，不仅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反而激发出对方更耀眼的光芒。他所有的“问题”，都成为了对方展示其解决方案优越性的“引子”。
宁先生看着手中的新方案，许久，才缓缓抬起头，看向王长庚。
“长庚同志，感谢你。”宁先生的语气，平静无波，“你和你的团队，以一种最严格、最负责任的方式，帮助加代同志和他的‘兄弟资本’，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超越了自我的进化。”
“这份‘凤凰涅盘2.0’方案，即刻启动。所有相关部门，全力配合。”
那一刻，王长庚知道，他输了。不是输给了一个人，而是输给了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更高级的“战争”模式。
加代，用对手的攻击，磨砺出了自己最锋利的剑。这才是最“狠”的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