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当加代在香港的资本牌桌上，以一场教科书式的“代理权战争”，宣告了新兴华资的崛起时，他并不知道，他和他所缔造的“兄弟资本”，早已进入了另一个更高维度的观察视野。在北京，那个真正决定着国家经济航向的地方，一场关于他的、长达数年的案例分析，已经接近尾声。一份来自一个神秘机构的非官方邀请，即将把加代，从一个叱咤风云的“棋手”，带到真正的“棋盘”设计者面前。
1997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一座四合院。
这里没有任何标识，却戒备森严。院内，没有奢华的装饰，只有朴素的书架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淡淡茶香。这里，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非公开的政策研究室，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脑中枢”。
加代独自一人，坐在院中的石凳上，等待着。邀请他的人，只通过一个加密电话，告知了他这个地址和时间，没有透露任何身份信息。
片刻后，一位穿着普通灰色中山装、气质儒雅的老者，端着一盘棋局，缓缓走了过来。他就是“宁先生”，一位在官方序列里没有任何职位。
“加代同志，让你久等了。”宁先生微笑着，将棋盘放在石桌上，“我研究你的‘案例’，已经三年了。”
加代的心，猛地一跳。他瞬间明白，自己今天面对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
“从深圳的‘华强北’，用新规则取代旧秩序；到珠海的‘凤凰计划’，用制度设计盘活国企；再到香港的‘代理权战争’，用价值共识战胜资本霸权。”宁-先生落下一子，声音平静，却仿佛洞穿了加代所有的商业布局，“你的‘兄弟资本’，其核心打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发现错配，重构价值’。你是一个优秀的‘解题者’。”
“但是，”宁先生抬起头，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你解的，都还只是‘应用题’。今天，我想请你解一道‘开放题’。”
他将一份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的卷宗，推到了加代面前。
卷宗的封面上，只有四个字——**“东北困局”**。
加代打开卷宗，里面没有商业计划，只有一组组冰冷得令人窒息的数据：
东三省，上千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超过70%处于亏损或半停产状态。
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市场至少两个代际。
数百万的产业工人，面临下岗分流，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
过去五年，中央财政投入了数百亿的“输血”资金，却如同泥牛入海，不见任何起色。
“我们尝试了所有的方法，”宁-先生的语气，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沉重，“行政命令、债转股、关停并转……但都失败了。这个曾经让共和国感到骄傲的‘长子’，如今，却成了国家身上最沉重的包袱。”
“所以，我想问你，加代同志。”宁先生直视着加代的眼睛，“你那套‘资本效率’和‘模式创新’的理论，在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区域性系统性困局面前，还有效吗？或者说，资本，在面对一个垂死的工业文明时，究竟是能成为拯救它的‘医生’，还是只会成为分食它尸体的‘秃鹫’？”
这个问题，如同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了加代的心上。他知道，这已经不是一场商业对话，这是一场关于“资本立场”和“家国情怀”的终极拷问。
加代沉默了许久。他没有直接回答。
“宁老，请给我一周时间。”他站起身，向宁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一周后，我将带着我的团队，和一份我们的‘解题思路’，再来向您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