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论战的余音尚在士林间回荡，“礼法并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正被广泛讨论和接受。司马炎深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能够有效衡量“实干”的标尺，来驱动整个官僚体系。于是，在思想层面奠定基调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改革之刃，挥向了关乎帝国运转效率的核心——官员考课制度。
这一日的常朝，气氛格外凝重。所有人都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果然，在处理完几项日常政务后，司马炎没有像往常一样宣布退朝，而是对杜预微微颔首。
杜预会意，手持一卷厚厚的文书，出列躬身：“陛下，臣奉旨与尚书台诸公，依据‘礼法并施，德主刑辅’之要义，参酌往昔考课得失，拟定《泰始考功课吏法》新规，请陛下御览，并颁行天下！”
“考功课吏法”几个字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殿内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骚动。官员们交换着眼神，心中警铃大作。考课，这可是直接关系到他们官帽子和钱袋子的要害！
司马炎面色平静：“念。”
杜预展开文书，声音洪亮而清晰地宣读起来。新法的核心，简单而犀利：**淡化乃至逐步废除沿袭自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所带来的“清议”评价（即主要依靠门第和名士点评），转而建立一套以量化政绩为核心的考核体系。**
具体考核标准，白纸黑字，清晰得令人心惊：
垦田与户口：每年州郡开垦荒田数量，在籍户口增长数量，这是衡量地方官发展民生、吸引流亡的基本功。
赋税与仓储：赋税征收是否足额、及时，地方仓储（尤其是新设立的常平仓）是否充实，这是衡量经济管理能力。
狱讼与治安：审理案件是否公正、及时，积压案件数量，地方盗匪、治安事件发生率，这是衡量司法和维稳能力。
工程与教化：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修建维护情况，“劝农学堂”、“官医局”等新政设施的推行效果，这是衡量执行力和教化水平。
官箴与纪律：官员本人及家属是否守法，是否有贪腐、渎职行为（由御史台和新增的“考功司”负责核查）。
每一项都有相应的基础指标和加分减分项，最终根据综合得分，将官员评为“上上”、“上下”、“中平”、“下下”、“下下”五等。考核结果，直接与官员的升迁、留任、降级乃至罢黜紧密挂钩！连续评为“上上”者，可越级提拔；评为“中平”者，留任观察；评为“下下”者，立即降职；若评为“下下”且有渎职贪腐实证，则罢官夺爵，依法严惩！
杜预每念一条，殿下不少官员的脸色就白上一分。尤其是那些出身高门、靠着祖辈余荫和善于“清谈”获得高位，却疏于实务的官员，更是冷汗涔涔。这刑法，简直是把他们架在火上烤！以后还能靠着家世和名士的几句好评就安稳升官吗？不行了！得去关心那些泥腿子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钱粮，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官司……这成何体统！
杜预念毕，退回班列。大殿内一片死寂，落针可闻。
司马炎的目光缓缓扫过群臣，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他淡淡开口：“新法诸条，诸卿以为如何？”
短暂的沉默后，反对的声音如同预料般响起。率先发难的是一位出身太原王氏的官员，他掌管着吏部的一个重要职位，本身政绩平平，但家族显赫，交游广阔。
“陛下！”他出列，语气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矜持与不满，“臣以为此法……恐有不妥！为官之道，首重德行与器识！若一味以钱粮、讼狱等琐碎实务为考核标准，岂非驱使官员沦为刀笔吏、守财奴？恐使其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小利，而忽视教化百姓、敦厚风俗之根本！长此以往，官场风气必然败坏，与陛下倡导之‘德主’精神，恐怕背道而驰啊！”
这番话，立刻引来了不少同样出身门阀的官员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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