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深秋，北京的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湛蓝。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身份急剧转变的开始。
十月初，国庆节后，我再次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间熟悉的会议室。
这一次，气氛与初次来时截然不同。聂震宁副总编辑、高贤均主任，还有几位资深编辑都在座，脸上都带着温和而郑重的笑容。
“浩彣来了，快坐。”聂老亲自招呼我，语气里透着亲近，“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
厚厚的出版合同放在我面前。
首版三十万册，版税分成按之前商议的百分之十五，这对于一个新人，不，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般的条件。
笔名沿用我手稿上的“口四文三”，合同条款对作者权益保障得相当到位。
父亲田盛忠作为我的法定监护人，手微微有些颤抖地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
他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激动、茫然和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我知道，在他近四十年的生命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代表儿子，在国家级出版社的合同上签字。
“浩彣啊，”签完字，聂老拍着我的肩膀，语气充满期许，“书一上市，你可就不是普通孩子了。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眼神清澈而坚定：“聂老师，我明白。我会用作品说话。”
离开出版社，父亲揣着那份沉甸甸的合同，仿佛揣着一团火。
他看着我，几次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又用力揉了揉我的头发：“好小子……爸……爸回去了。你一个人在京城，千万……千万照顾好自己。”
送别父亲，我深深吸了一口微凉的空气。
是的，该来的，总会来。
十月十日， 一个在后来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
红星生产社精心打造的合辑《红星一号》正式发行上市。磁带封面上，那个鲜明的红色五角星标志，仿佛带着某种宣言的力量。
合辑收录了十位歌手的十二首作品，几乎囊括了当时内地原创乐坛的半壁江山。
而我的两首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田震）和《蓝莲花》（许巍），被放在了a面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发行当天，陈健添先生在公司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
师兄师姐们都很兴奋，互相打气，憧憬着未来。
我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喝着北冰洋汽水，心情却远不如表面平静。
我知道，市场的审判，即将来临。
最初的几天，波澜不惊。但很快，一股潜流开始涌动。
先是北京音乐台的排行榜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名字悄然出现，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田震那沙哑磁性、充满力量的演绎，将歌曲中那份历经挫折却更加坚韧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瞬间击中了无数正在为生活打拼的听众的心灵。
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开始反复播放这首歌，“纵横四海永不怨怼”的歌词成了许多人口中哼唱的旋律。
几乎与此同时，《蓝莲花》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悄然蔓延。
它没有《铿锵玫瑰》那样 immediate 的冲击力，却像一涓清泉，流淌进那些迷茫、寻找精神归宿的灵魂深处。
许巍空灵而略带沙哑的嗓音，配上那充满禅意和向往的歌词，在高校学生、文艺青年中迅速引起了强烈共鸣。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歌词，成了许多人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
《红星一号》火了！火得猝不及防，又势不可挡。
电台点播率居高不下，音像店的磁带几度脱销，报纸娱乐版开始出现关于“红星现象”的讨论。
而我，“田浩彣”这个名字，也第一次通过电台的报幕、通过磁带内页的词曲作者介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一个十岁的音乐神童？”
“《铿锵玫瑰》《蓝莲花》出自同一孩童之手？”
这样的标题开始出现在一些音乐杂志和报纸副刊上。
惊讶、质疑、好奇……各种目光开始聚焦在我这个“幕后”创作者身上。
红星生产社的电话开始变得繁忙，除了邀歌的，更多的是希望采访我的媒体。
陈健添先生在这方面展现了出色的商业头脑和保护意识。
他替我挡掉了大部分采访，只选择性地接受了几家权威音乐媒体的书面采访，并且严格把控采访内容，将我塑造成一个“天赋异禀、沉静好学”的音乐少年形象，避免过度曝光和炒作。
就在音乐圈为“红星一号”和“田浩彣”热议之时，十一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磅推广启动了。
“十岁历史奇才，颠覆传统叙说！”
“《明朝那些事儿》—— 一本让你笑着读完的明史！”
巨大的宣传海报出现在各大新华书店的门口。
报纸的读书版整版刊登了书评和聂震宁副总编辑的推荐语。
电台的读书节目也开始津津乐道地讨论这本写法新奇、语言幽默的历史读物。
争议，随之而来。
与音乐圈几乎一边倒的惊叹不同，文学界、史学界对《明朝那些事儿》的态度要复杂得多。
赞誉者称其“开启了历史书写的新范式”，“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有趣”，“是向年轻人普及历史的成功尝试”。
而批评者则斥其“戏说历史”、“不够严谨”、“哗众取宠”，甚至有人撰文批评出版社“为了销量放弃学术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