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猛。
仿佛是要呼应远东南亚正在肆虐的金融风暴，一股强劲的西伯利亚寒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北京城在一夜之间银装素裹，气温骤降，呵气成霜。
街道上的行人裹紧了厚厚的棉衣，行色匆匆，脸上带着一丝被严寒和隐约传来的坏消息共同催生出的凝重。
这股经济上的“寒潮”，开始真正显现其威力。
报纸上关于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的报道逐渐增多，虽然官方定调“总体可控”，但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和不确定性，却是实实在在的。
文化消费，这种非刚性需求，往往是最先被削减的开支。
唱片店的客流明显减少，演唱会的上座率开始下滑，一些原本计划投拍的电影、电视剧也传出了资金链断裂或无限期推迟的消息。
红星生产社内部的气氛，如同这外面的天气一样，降到了冰点。
陈健添先生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烟抽得越来越凶。
郑钧新专辑叫好不叫座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更现实的问题接踵而至。
“浩彣，”陈健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搓着手，办公室里虽然开着暖气，却依然让人觉得有些冷飕飕，“情况不太妙啊。几个谈好的商演，赞助商临时撤资了。电台那边的打榜费用，人家也暗示明年可能要涨价。最重要的是……”他叹了口气，“港台那边几个合作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之前谈的几个引进项目和联合制作，现在都悬着了。”
我默默地听着，能感受到他话语里深深的无力感。
红星这艘大船，在风平浪静时还能稳健航行，一旦遇到真正的风浪，船体笨重、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就暴露无遗。
“陈叔，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我给他倒了杯热茶，“开源节流是必须的，但也不能自乱阵脚。我们可以把重心暂时从大制作、大宣传，转移到成本更低、灵活性更高的项目上。比如，‘星海’那边在做的‘新声场’模式，虽然赚不了大钱，但至少能维持一定的市场热度，培养新人，成本也可控。”
陈健添苦笑着摇摇头：“你们那小打小闹，解不了渴啊。”
话虽如此，他眼中还是闪过一丝思索。
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消化和适应这种“小而美”的生存逻辑。
与红星的凝重相比，“星海文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却仿佛寒冬里一个温暖的避风港，甚至潜藏着一股逆流而上的活力。
高军展现出了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卓越韧性。
“田总，坏消息是，我们之前接触的一家有意向投资‘星海’的小基金，正式回复说暂停所有文娱领域的投资了。”高军在周报会上，语气平静地通报，“好消息是，正因为大环境不好，我们之前看中的那几个优质版权包，对方终于松口，同意以我们预期的心理价位成交。另外，王斐的ep制作完成，试听反响非常好，已经有两家小众品牌的商务合作找上门来，虽然报价不高，但品牌调性很契合。”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我的判断是，寒冬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大公司船大难掉头，反而我们这样的小机构，灵活，负担小，正是低成本吸纳优质资产、打磨内功、建立差异化优势的好时机。”
我欣赏地看着他。能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并敏锐地发现危机中蕴藏的机遇，这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就按高总的思路推进。版权收购抓紧落实，王斐的ep按计划限量发行，商务合作你全权把关，宁缺毋滥，一定要符合她的人设。”
“明白。”高军点点头，随即又拿出一份简单的计划书，“另外，我有个新想法。现在很多演出市场萎缩，一些场地租金也在下降。我们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以极低的价格，包下‘橡树酒馆’一段时间，做一个‘星海·冬日暖阳’系列主题活动？不局限于音乐，可以加入一些文学朗读、独立电影放映、甚至手工艺市集，打造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社群空间概念。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聚拢人气，强化‘星海’的品牌温度和独特性。”
这个想法让我眼前一亮。这已经超出了单纯音乐经营的范畴，带有了一定的社群运营和品牌塑造的前瞻性。“这个想法很好！具体方案你来拟定，预算控制在最低限度，可以发动乐迷和合作方一起参与进来。”
“星海”就像一株在岩石缝隙中顽强生长的植物，虽然瘦小，却根系紧抓大地，努力从寒风和贫瘠的土壤中汲取着每一分养分，寻找着阳光的方向。
我个人层面的创作，也在这股寒潮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或许是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或许是个人心境的沉淀，我暂时放缓了《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的写作进度，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音乐上。
但我没有再去“回忆”那些注定会大热的流行金曲，而是开始尝试创作一些更内省、更复杂，甚至带有一些实验性的作品。
我把自己关在红星那个闲置的录音棚里，借助里面那些老旧的模拟设备，尝试将一些民族乐器的采样与电子音效结合，创作了一首名为《墟》的纯音乐。
没有歌词，只有破碎的旋律、空旷的回响和压抑的节奏，仿佛在描绘一片风暴过后、断壁残垣的荒芜景象。
我还为许巍写了一首《故乡》，旋律悠远苍凉，歌词充满了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