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的春天，在金融风暴的余波和人们对未来的复杂期盼中，姗姗来迟。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但空气中依然残留着冬日的寒意，仿佛在提醒人们，经济的春天并不会随着季节的更替而立刻降临。
这个春天，对我而言，是巩固成果、深化布局、并在变幻的时局中进一步明确“星海”航向的关键时期。
新年伊始，父亲那边的客运线路果然如预期般恢复了运营。
虽然缴纳了一笔不算小的罚款，也补充了一些安全手续，但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
这次事件像一次淬火，让父母对我这个远在京城的儿子更多了一份依赖和信任，也让我自己处理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验证。
家里的安稳，是我能够心无旁骛在外拼搏的基石。
“星海文化”在高军的操盘下，平稳度过了初创期最危险的阶段，开始进入精细化运营和品牌深化的新周期。
高军对我的称呼，也不知从何时起，从“田总”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更显亲近又不失尊重的“小田总”。
“小田总，”高军拿着新一期的运营报表，在我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汇报，脸上带着稳健的笑容，“‘冬日暖阳’系列反响持续良好，王斐的ep已经加印了两次，总销量突破两千张，在独立音乐圈里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她那两单商务合作也执行得很顺利，品牌方很满意。更重要的是，‘星海’这个名字，在京城文艺青年和小众乐迷群体里，算是初步立住了。”
我点点头，翻看着报表上清晰的收支数据。虽然总体利润依然微薄，但重要的是，这条“小而美”的路径被证明是可行的，并且开始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和品牌效应。
“高总辛苦了。”我放下报表，“接下来，除了继续办好‘星海现场’，我们可以考虑适当延伸一下。比如，把王斐和‘麦田守望者’的演出，尝试推到天津、上海这样文化氛围相近的城市，做小范围的巡演试水，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另外，之前收购的那些老歌版权，也可以开始梳理，看看有没有适合重新编曲、由我们自己的新人来翻唱的可能性，做个‘经典新声’的系列。”
高军眼睛一亮：“小田总这个思路好！巡演可以试探外部市场的接受度，‘经典新声’既能盘活存量资产，又能锻炼新人的演绎能力。我马上着手规划。”
“星海”这艘小船，在经历了最初的颠簸后，终于开始沿着既定的星轨，平稳而坚定地向前航行。
在个人创作层面，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产期。
《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册《帝国黄昏》的写作进展顺利，笔触愈发沉稳老练，对晚明政治腐败和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
聂震宁副总编辑审阅部分初稿后，感叹道：“浩彣，你这笔力是越来越狠了，看得人心里发沉，却又欲罢不能。”
音乐方面，我并未停留在舒适区。
除了继续为红星旗下的艺人提供符合市场预期的作品外，我利用更多时间泡在录音棚，与乐手和技术人员混在一起，深入研究编曲和音色设计。
我甚至开始尝试将一些传统的民族乐器，如古筝、箫，与电子音乐元素进行融合实验，创作了几首风格迥异、极具个人色彩的纯音乐作品。
这些作品或许永远不会公开发行，但这个过程极大地拓展了我的音乐视野和技术掌控力。
郑钧的新专辑进入了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他几乎天天拉着我泡在录音棚，对《故乡》的每一个细节反复打磨。
他对音乐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也深深影响了我。
“这里，吉他的泛音不够透！”郑钧戴着监听耳机，眉头紧锁，“还有鼓点，力度再强一点，要那种砸在心上的感觉！”
我站在调音台旁，看着录音师根据他的要求一遍遍调整参数，心中对“专业”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才华固然重要，但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才是成就经典的关键。
三月中旬，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接到了陈健添先生一个语气异常严肃的电话。
“浩彣，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有重要事情商量。”
我赶到红星时，发现陈健添和郑钧都在，两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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